王汎森：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zz)

原文太长，看这里，做研究生之前看，会觉得是说教，现在看，会问，为什么我不能回到两年 前？

王汎森，1958年10月25日生，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本科（1980）和硕士（1983），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199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

一、研究生与大学生的区别

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研究生和大学生的区别。大学生基本上是来接受学问、接受知识的，然而不管是对于硕士时期或是博士时期的研究而言，都应该准备要开始制造新的知识，我们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时都会领到看不懂的毕业证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问了一位懂拉丁文的人，上面的内容为何？他告诉我：「里头写的是恭喜你对人类的知识有所创新，因此授予你这个学位。」在中国原本并没有博硕士的学历，但是在西方他们原来的用意是，恭贺你已经对人类普遍的知识有所创新，这个创新或大或小，都是对于普遍的知识有所贡献。这个创新不会因为你做本土与否而有所不同，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很用心、很深刻的思考，大学生和研究生是不同的。

（一）选择自己的问题取向，学会创新

你一旦是研究生，你就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不只是要完全乐在其中，更要从而接受各种有趣的知识，进入制造知识的阶段，也就是说你的论文应该有所创新。由接受知识到创造知识，是身为一个研究生最大的特色，不仅如此，还要体认自己不再是个容器，等着老师把某些东西倒在茶杯里，而是要开始逐步发展和开发自己。做为研究生不再是对于各种新奇的课照单全收，而是要重视问题取向的安排，就是在硕士或博士的阶段里面，所有的精力、所有修课以及读的书里面都应该要有一个关注的焦点，而不能像大学那般漫无目标。大学生时代是因为你要尽量开创自己接受任何东西，但是到了硕士生和博士生，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论文，那篇论文是你个人所有武功的总集合，所以这时候必须要有个问题取向的学习。

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跨越一个重要的领域，将决定你未来的成败。我也在台大和清华教了十几年的课，我常常跟学生讲，选对一个领域和选对一个问题是成败的关键，而你自己本身必须是带着问题来探究无限的学问世界，因为你不再像大学时代一样泛滥无所归。所以这段时间内，必须选定一个有兴趣与关注的主题为出发点，来探究这些知识，产生有机的循环。由于你是自发性的对这个问题产生好奇和兴趣，所以你的态度和大学部的学生是截然不同的，你慢慢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是一个主动的探索者，并学会悠游在这学术的领域。

怎样进入一个领域最好，我个人觉得只有两条路，其中一条就是让他不停的念书、不停的报告，这是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最快，又最方便的方法，到最后不知不觉学生就会知道这个领域有些什么，我们在不停念书的时候常常可能会沉溺在细节里不能自拔，进而失去全景，导致见树不见林，或是被那几句英文困住，而忘记全局在讲什么。藉由学生的报告，老师可以讲述或是厘清其中的精华内容，经由老师几句提点，就会慢慢打通任督二脉，逐渐发展一种自发学习的能力，同时也知道碰到问题可以看哪些东西。就像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修过一些我完全没有背景知识的国家的历史，所以我就不停的念书、不停的逼着自己吸收，而老师也只是不停的开书目，运用这样的方式慢慢训练，有一天我不再研究它时，我发现自己仍然有自我生产及蓄发的能力，因为我知道这个学问大概是什么样的轮廓，碰到问题也有能力可以去查询相关的资料。所以努力让自己的学习产生自发的延展性是很重要的。

研究生如何训练自己？就是每天、每周或每个月给自己一个挑战，要每隔一段时间就给自己一个挑战，挑战一个你做不到的东西，你不一定要求自己每次都能顺利克服那个挑战，但是要努力去尝试。我在我求学的生涯中，碰到太多聪明但却一无所成的人，因为他们很容易困在自己的障碍里面，举例来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碰到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就是没办法克服他给自己的挑战，他就总是东看西看，虽然我也有这个毛病，可是我会定期给我自己一个挑战，例如：我会告诉自己，在某一个期限内，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三行字改掉，或是这个礼拜一定要把这篇草稿写完，虽然我仍然常常写不完，但是有这个挑战跟没这个挑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挑战三次总会完成一次，完成一次就够了，就足以表示克服了自己，如果觉得每一个礼拜的挑战，可行性太低，可以把时间延长为一个月的挑战，去挑战原来的你，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不过也要切记，硕士生是刚开始进入这一个领域的新手，如果一开始问题太小，或是问题大到不能控制，都会造成以后研究的困难。

各位要记得我以前的老师所说的一句话：「硕士跟博士是一个训练的过程，硕士跟博士不是写经典之作的过程。」我看过很多人，包括我的亲戚朋友们，他之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硕士论文，或是博士论文，就是因为他把它当成在写经典之作的过程，虽然事实上，很多人一生最好的作品就是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因为之后的时间很难再有三年或六年的时间，沉浸在一个主题里反复的耕耘，当你做教授的时候，像我今天被行政缠身，你不再有充裕的时间好好探究一个问题，尤其做教授还要指导学生、上课，因此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一生最集中又精华的时间，当然就是他写博士、或是硕士论文的时候，而那一本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但不一定要刻意强求，要有这是一个训练过程的信念，应该清楚知道从哪里开始，也要知道从哪里放手，不要无限的追下去。当然我不是否认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只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论文的完成当成一个目标，不要成为是一种的心理障碍或是心理负担。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时候，那边旧书摊有一位非常博学多文的旧书店老板，我常常赞叹的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要在大学做教授。」他说：「因为那篇博士论文没有写完。」原因在于他把那个博士论文当成要写一本经典，那当然永远写不完。如果真能写成经典那是最好，就像美丽新境界那部电影的男主角JohnNash一样，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博士那二十几页的论文，不过切记不要把那个当作是目标，因为那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应该要坚定的告诉自己，所要完成的是一份结构严谨、论述清楚与言之有物的论文，不要一开始就期待它是经典之作。如果你期待它是经典之作，你可能会变成我所看到的那位旧书摊的老板，至于我为什么知道他有那么多学问，是因为那时候我在找一本书，但它并没有在旧书店里面，不过他告诉我：「还有很多本都跟他不相上下。」后来我对那个领域稍稍懂了之后，证明确实如他所建议的那般。一个旧书店的老板精熟每一本书，可是他就是永远无法完成，他梦幻般的学位论文，因为他不知道要在哪里放手，这一切都只成为空谈。

（三）论文的正式写作

1. 学习有所取舍

到了写论文的时候，要能取也要能舍，因为现在信息爆炸，可以看的书太多，所以一定要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树，首先，要有一棵自己的知识树，才能在那棵树挂相关的东西，但千万不要不断的挂不相关的东西，而且要慢慢的舍掉一些挂不上去的东西，再随着你的问题跟关心的领域，让这棵知识树有主干和枝叶。然而这棵知识树要如何形成？第一步你必须对所关心的领域中，有用的书籍或是数据非常熟悉。

2. 形成你的知识树

我昨天还请教林毓生院士，他今年已经七十几岁了，我告诉他我今天要来作演讲，就问他：「你如果讲这个题目你要怎么讲？」他说：「只有一点，就是那重要的五、六本书要读好几遍。」因为林毓生先生是海耶克，还有几位近代思想大师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们受的训练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是精读原典。这句话很有道理，虽然你不可能只读那几本重要的书，但是那五、六本书将逐渐形成你知识树的主干，此后的东西要挂在上面，都可以参照这一个架构，然后把不相干的东西暂放一边。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你不可能读遍天下所有的好书，所以要学习取舍，了解自己无法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而且一但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很可能就会落得普林斯顿街上的那位旧书店的老板一般，因为阅读太多不是自己所关心的领域的知识，它对于你来说只是一地的散钱。

3. 掌握工具

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掌握语文与合适的工具。要有一个外语可以非常流畅的阅读，要有另外一个语文至少可以看得懂文章的标题，能学更多当然更好，但是至少要有一个语文，不管是英文、日文、法文……等，一定要有一个语文能够非常流畅的阅读相关书籍，这是起码的前提。一旦这个工具没有了，你的视野就会因此大受限制，因为语文就如同是一扇天窗，没有这个天窗你这房间就封闭住了。为什么你要看得懂标题？因为这样才不会有重要的文章而你不知道，如果你连标题都看不懂，你就不知道如何找人来帮你或是自己查相关的数据。其它的工具，不管是统计或是其它的任何工具，你也一定要多掌握，因为你将来没有时间再把这样的工具学会。

4. 突破学科间的界线

应该要把跨学科的学习当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跨学科涉及到的东西必须要对你这棵知识树有帮助，要学会到别的领域稍微偷打几枪，到别的领域去摄取一些概念，对于本身关心的问题产生另一种不同的启发，可是不要泛滥无所归。为什么要去偷打那几枪？近几十年来，人们发现不管是科学或人文，最有创新的部份是发生在学科交会的地方。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学科大部分都在西方十九世纪形成的，而中国再把它转借过来。十九世纪形成这些知识学科的划分的时候，很多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思想跟学术背景，比如说，中研院的李院长的专长就是物理化学，他之所以得诺贝尔奖就是他在物理和化学的交界处做工作。像诺贝尔经济奖，这二十年来所颁的奖，如果在传统的经济学奖来看就是旁门走道，古典经济学岂会有这些东西，甚至心理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连John Nash这位数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学科的交界上，学科跟学科、平台跟平台的交界之处有所突破。在平台本身、在学科原本最核心的地方已经search太多次了，因此不一定能有很大的创新，所以为什么跨领域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常常一篇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最重要、最关键的，是那一个统摄性的重要概念，而通常你在本学科里面抓不到，是因为你已经泡在这个学科里面太久了，你已经拿着手电筒在这个小仓库里面照来照去照太久了，而忘了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更好解释你这些材料的现象，不过这些东西可遇而不可求。John Nash这一位数学家为什么会得诺贝尔数学奖？为什么他在赛局理论的博士论文，会在数十年之后得诺贝尔经济奖？因为他在大学时代上经济学导论的课，所以他认为数学可以用在经济方面来思考，而这个东西在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用处。他是在数学和经济学的知识交界之处做突破。有时候在经济学这一个部分没有大关系，在数学的这一个部分也没有大关系，不过两个加在一起，火花就会蹦出来。

5. 论文题目要有延展性

对一个硕士生或博士生来说，如果选错了题目，就是失败，题目选对了，还有百分之七十胜利的机会。这个问题值得研一、博一的学生好好思考。你的第一年其实就是要花在这上面，你要不断的跟老师商量寻找一个有意义、有延展性的问题，而且不要太难。我在国科会当过人文处长，当我离开的时候，每次就有七千件申请案，就有一万四千个袋子，就要送给一万四千个教授审查。我当然不可能看那么多，可是我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看申诉。有些申诉者认为：「我的研究计划很好，我的著作很好，所以我来申诉。」申诉通过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十，那么我的责任就是在百分之九十未通过的案子正式判决前，再拿来看一看。有几个印象最深常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这个题目不必再做了、这个题目本身没有发展性，所以使我更加确认选对一个有意义、有延展性、可控制、可以经营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学生常常选非常难的题目，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因为没有人会仔细去看你研究的困难度，对于难的题目你要花更多的时间阅读史料，才能得到一点点东西；要挤很多东西，才能筛选出一点点内容，所以你最好选择一个难易适中的题目。

我写过好几本书，我认为我对每一本书的花的心力都是一样，虽然我写任何东西我都不满意，但是在过程中我都绞尽脑汁希望把他写好。目前为止很多人认为我最好的书，是我二十几岁刚到史语所那一年所写的那本书。我在那本书花的时间并不长，那本书的大部分的稿子，是我和许添明老师同时在当兵的军营里面写的，而且还是用我以前旧的笔记写的。

大陆这些年有许多出版社，反复要求出版我以前的书，尤其是这一本，我说：「不行。」因为我用的是我以前的读书笔记，我怕引文有错字，因为在军队营区里面随时都要出操、随时就要集合，手边又没有书，怎么可能好好的去核对呢？而如果要我重新校正一遍，又因为引用太多书，实在没有力气校正。

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我后来想一想，那本书之所以比较好，可能是因为那个题目可延展性大，那个题目波澜起伏的可能性大。很多人都认为，我最好的书应该是剑桥大学出的那一本，不过我认为我最好的书一定是用中文写的，因为这个语文我能掌握，英文我没办法掌握得出神入化。读、写任何语文一定要练习到你能带着三分随意，那时候你才可以说对于这一个语文完全理解与精熟，如果你还无法达到三分的随意，就表示你还在摸索。

回到我刚刚讲的，其实每一本书、每一篇论文我都很想把它写好。但是有些东西没办法写好，为什么？因为一开始选择的题目不够好。因此唯有选定题目以后，你的所有训练跟努力才有价值。我在这里建议大家，选题的工作要尽早做，所选的题目所要处理的材料最好要集中，不要太分散，因为硕士生可能只有三年、博士生可能只有五年，如果你的材料太不集中，读书或看数据可能就要花掉你大部分的时间，让你没有余力思考。而且这个题目要适合你的性向，如果你不会统计学或讨厌数字，但却选了一个全都要靠统计的论文，那是不可能做得好。

6. 养成遵照学术格式的写作习惯

另一个最基本的训练，就是平时不管你写一万字、三万字、五万字都要养成遵照学术规范的习惯，要让他自然天成，就是说你论文的脚注、格式，在一开始进入研究生的阶段就要培养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部份，如果这个习惯没有养成，人家就会觉得这个论文不严谨，之后修改也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你的论文规模很大，可能几百页，如果一开始弄错了，后来再重头改到尾，一定很耗时费力，因此要在一开始就养成习惯，因为我们是在写论文而不是在写散文，哪一个逗点应该在哪里、哪一个书名号该在哪里、哪一个地方要用引号、哪一个要什么标点符号，都有一定的规定，用中文写还好，用英文有一大堆简称。在1960年代台湾知识还很封闭的时候，有一个人从美国回来就说：「美国有个不得了的情形，因为有一个人非常不得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得了，他说：「因为这个人的作品到处被引用。」他的名字就叫ibid。所谓ibid就是同前作者，这个字是从拉丁文发展出来的，拉丁文有一大堆简称，像et. al.就是两人共同编的。英文有一本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就是专门说明这一些写作规范。各位要尽早学会中英文的写作规范，慢慢练习，最后随性下笔，就能写出符合规范的文章。

7. 善用图书馆

图书馆应该是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地方，不必读每一本书，可是要知道有哪些书。我记得我做学生时，新进的书都会放在图书馆的墙上，而身为学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书名看一看。在某些程度上知道书皮就够了，但是这仍和打计算机是不一样的，你要实际上熟悉一下那本书，摸一下，看一眼目录。我知道现在从计算机就可以查到书名，可是我还是非常珍惜这种定期去browse新到的书的感觉，或去看看相关领域的书长成什么样子。中研院有一位院士是哈佛大学信息教授，他告诉我他在创造力最高峰的时候，每个礼拜都到他们信息系图书室里，翻阅重要的信息期刊。所以图书馆应该是身为研究生的人们，最熟悉的地方。不过切记不重要的不要花时间去看，你们生活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跟我生长在信息贫乏的时代是不同的，所以生长在这一个时代的你，要能有所取舍。我常常看我的学生引用一些三流的论文，却引得津津有味，我都替他感到难过，因为我强调要读有用、有价值的东西。

8. 留下时间，精致思考

还要记得给自己保留一些思考的时间。一篇论文能不能出神入化、能不能引人入胜，很重要的是在现象之上作概念性的思考，但我不是说一定要走理论的路线，而是提醒大家要在一般的层次再提升两三步，conceptualize你所看到的东西。真切去了解，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整体意义是什么？整体的轮廓是什么？千万不要被枝节淹没，虽然枝节是你最重要的开始，但是你一天总也要留一些时间好好思考、慢慢沉淀。conceptualize是一种非常难教的东西，我记得我念书时，有位老师信誓旦旦说要开一门课，教学生如何conceptualize，可是从来都没开成，因为这非常难教。我要提醒的是，在被很多材料和枝节淹没的时候，要适时跳出来想一想，所看到的东西有哪些意义？这个意义有没有广泛连结到更大层面的知识价值。

傅斯年先生来到台湾以后，同时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及台大的校长。台大有个傅钟每小时钟声有二十一响、敲二十一次。以前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钟声二十一响》，当时很轰动。他当时对这二十一响解释是说：因为台大的学生都很好，所以二十一响是欢迎国家元首二十一响的礼炮。不久前我发现台大在每一个重要的古迹下面竖一个铜牌，我仔细看看傅钟下的解释，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傅斯年当台大校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人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另外三小时是要思考的。」所以才叫二十一响。我觉得这句话大有道理，可是我觉得三小时可能太多，因为研究生是非常忙的，但至少每天要留个三十分钟、一小时思考，想一想你看到了什么？学习跳到比你所看到的东西更高一点的层次去思考。

9. 找到学习的楷模

我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每次写报告头皮就重的不得了，因为我们的英文报告三、四十页，一个学期有四门课的话就有一百六十页，可是你连脚注都要从头学习。后来我找到一个好法，就是我每次要写的时候，把一篇我最喜欢的论文放在旁边，虽然他写的题目跟我写的都没关系，不过我每次都看他如何写，看看他的注脚、读几行，然后我就开始写。就像最有名的男高音Pavarotti唱歌剧的时候都会捏着一条手帕，因为他说：「上舞台就像下地狱，太紧张了。」他为了克服紧张，他有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捏着白手帕。我想当年那一篇论文抽印本就像是我的白手帕一样，能让我开始好好写这篇报告，我学习它里面如何思考、如何构思、如何照顾全体、如何用英文作脚注。好好的把一位大师的作品读完，开始模仿和学习他，是入门最好的方法，逐步的，你也开始写出自己的东西。我也常常鼓励我的学生，出国半年或是一年到国外看看。像现在国科会有各式各样的机会，可以增长眼界，可以知道现在的餐馆正在卖些什么菜，回来后自己要作菜也才知道要如何着手。

two countries, one system

The Economist一篇文章的标题，并无甚特别，只是点出了西藏问题多重的反讽意味。达赖和他的对手在这次事件中讽刺地处处表现相同之处。中国政府批评达赖反复无常，一边要煽动，一边要和平，而中国自身的做法更是无法理解，包括选择性地屏蔽外国媒体报道当天事件的文章，进而引起反弹性的怀疑。无论哪一边，都陷入同一种自相矛盾的逻辑中。末了文章还指出，中国政府其实也在依赖达赖来平息暴力，稳定西藏的现状。
可是这个标题的含义远远没有被阐尽。记得在多大上课讲到台湾的时候，老师也笑着用two countries, one system来指台湾和中国的现状，甚至更进一步说，应该是more countries, one system，因为这个世界都处在全球化的逻辑之中了。我甚至想说，如果真有一个地方能够创造出独立于资本主义的、适合其生存的完全不同的系统，那独不独立都是形式上的事了。可是现在物质性的事实已经改变，西藏问题已不是单纯独立可以解决，而是怎么能超越one system。这问题遂又归结到笼罩在后殖民国家身上的梦魇，争得到独立，脱不了殖民。这一点也许原本才是内地与西藏可以“合”的可能。但同一个梦想简化为同一种经济，同一种语言，同一个馒头，正是同一个系统在制造分裂的根源。
到此为止，对于明天的two countries, one system没有期待。

“合”还是“分”？“中国”还是“世界”？兼答fugue

总结昨晚的关于西藏的讨论，两个主要问题，一、民族自决与分离主义如何区分；二、“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有效概念。我真是个慢热的人，此刻才有一些想法纠结在这些问题上，不吐不快。
刚刚结束孟悦的文章的翻译，加注释只有将将二万字的文章，涉及的面向从《刺马》到文学翻译、改编，再大到波及中美的社会运动，平时读书不觉得，在犄角旮旯里翻查核对注释的时候才慨叹做学问之不易。关键是文章中谈到的“上海的世界主义”的问题和上面两个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值得一说。我们平时思考问题有很多惯向，一切话语行动都有政治性，对没错，可是为什么在何种条件下变成的政治？反抗和压迫的关系又没有可能产生共同诉求？比如上海的抵制美货，是极端民族主义没错，可是更高的诉求是拆穿美国自由平等的虚假，一旦自由平等的公理被歪曲，那么危险亦有可能降临在美国人自己身上。这里，民族主义亦有可能产生世界主义。西藏问题在帝国时期至少表面上是有宗教这个共同理想在维系。解放初如果以“阶级的世界主义”这个理想去解决也有可能，可事实证明不成功。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国政府不仅是对西藏的合法性在动摇，对于农村的合法性更在动摇，最初团结农村的阶级世界主义被改革一革也革的岌岌可危。

fugue要我去看孟悦写在美国经历的那篇，其实早收在她文集里，去加拿大之前就读过了。赴加一行，对于“中国”的复杂的感情难以言尽。我曾说过，我是在大家都发现自身的局限时才最真切的感受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存在，也就是说美国同学、加拿大同学都发现有某种困境是从自己长久生活的文化和环境中来的，正是每个人的局限才有了平等对话交流的基础，也才让我感到自己的特别，我有别人没有的局限。也种感觉又重复印证在重读《倾城之恋》的过程中，正是感到自己的无助渺小才会渴望身边的人，才会在想象中让城为自己倾塌，那是抓住自己的方式，这一点，张爱玲却又和那个让出自己去寻找“主体”的凌叔华疏途同归了。

回到西藏问题，西藏自身的发展问题难道与内陆地区的问题没有交叠之处吗？西藏和其他地方难道不可以为了各自的局限展开合作吗？问题是，“主义”泛滥了很久，文化相对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我们也在很多框框民族、阶级、性别挣扎了很久，可不可以针对具体的问题重新思考“合”与“分”的尺度？也许很理想主义，可是问题要提出来，抛开了民族范畴，去定义普遍与特殊，可建设的空间有多大？在这一点上，我倾向于多一点“问题”，少一点“主义”。

共产党=民进党？

看完China: A Century of Revolution第一部，越发对当年的国共斗争产生兴趣。老实说纯政治层面来看，今天闹哄哄的蓝绿之争，仿佛是变换时空毛蒋之争的反复。如果撇开统一问题，就台湾内部来看，民进党也是靠着“民心”和攻击国民党的腐败打天下，和当年的共产党如出一辙，不变的更是老美总好插手，却总在下赌注时举棋不定。
蒋纬国言：我父亲从未说过“反攻大陆”，他说的是“光复大陆”，是等着有一天大陆人民起来反抗，我们去声援他们。真是小看老蒋，人家心中说不定也有“大同”。统一迟迟无法解决，搞不好真是老天给我们留援手，让大家互助互利，取长补短，齐向“大同”。

叮当车百年--兼记香港电车行

坐电车的人坐电车。老实说坐电车这件事竟然被赋上了怀古浪漫的情调,
怕也多半是观光业的作用。据说上海电车百年之际,浦东又要重开有轨电
车线了,不知 该高兴还是怅惘.我觉得很奇怪,有些古迹重建,比如清华的
二校门和黄鹤楼,古意存否与建筑并不相关,似乎aura并不附着特定一物
。然而有些“复古”起到的却是毁坏的效果。浦东的电车在我而言是后
者。矛盾的是，我也是为坐电车而坐电车附庸风雅的一员。

小时候觉得电车（无轨的那种）极其蠢笨，行速不但缓慢，行到路中央
，大辫子掉了，便动弹不得，引来一堆麻烦。为什么会对电车开始产生
幻想？难道是因为《封锁》，奇怪张爱玲小说始终让我萦绕不去的两个
空间，一个是幽闭曼桢的房间，一个就是《封锁》里的电车。电车狭小
而封闭，细节就会显得格外丰富，也因为故事的转瞬即逝，很容易就将
它记下了。可这不够说明为什么单爱电车。难道是因为《咖啡时光》里
的电车？东京的电车是另外一种艺术品，可是单看着四辆电车同一时间
在城市空间的四个层面上交汇然后分离，就足以是我对它张大眼睛。

怀揣对电车的幻想，上海已寻觅不到，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也错过了，
待到终于 坐上的时候，竟然已经是在多伦多了。多伦多的streetcar运
行也有百余年的历史，依图比较，车型应该比香港的叮当车更近于老上
海的电车，但兴许是隔了一层文化，兴许是后来日日见得太多，我的幻
想化归为一种日常感了，铃声无甚特别，速度倒是比想象的快，人却是
出奇的多，周六搭上路经唐人街的电车，满车都是携着大包小包的中国
老爷爷老奶奶，让我恍有在北京挤车之感。

这次去香港，坐叮当车自然是保留节目之一。Angela嘱我一定要等到夜
黑灯亮之时。于是白日在港大附近的圣士堤反女子中学和浅水湾凭吊萧
红，后又坐车在起起伏伏的港岛闲逛半日，算准时间五点回中环的翠华
餐厅吃上汤鱼四宝，接着沾仔记一碗鲜过头的云吞下肚，带着一肚子汤
汤水水我就在德辅道中挤上了去往北角的电车。香港的电车妙在瘦削双
层。老式的那种，一层靠窗置两排长凳，肩并肩，面对面坐下，和老上
海的风味一致。头尾都有梯子通上二层，一层人多的时候挤不开，很多
车尾的人都是换到二层由尾走到头再下车。六点从中环开往港岛东的电
车，正是见缝插人的时候，挤来挤去的下班族，多已显疲态，我站在二
层，埋伏在人群里，心里却乐得自在。有趣的是还没走几站，车停了很
久没动，人群开始骚动，立刻有人边打手机边赶着下车，换到马路另一
面的车站。我再一看，原来前面两辆车擦了，其中一辆正好停在电车车
轨上。于是我在世界上最繁华拥挤的路段之一，目睹了一场大塞车的好
戏。香港交警的办事效率果然颇高，警车摩托齐出动，调解、开票、导
车，一刻钟内解决问题。蠢笨的电车这才又欢喜起来。到北角的时候，
已是霓虹灯的世界，下车在路边的市场买了几颗苹果，老板娘粤语冲我
叽叽咕咕，我一声不吭装熟客。转回中环的电车，却渐渐发现车窗外和
来时风景不一样，直至突然有一群年轻的洋人小伙，嬉笑着讨论赛马，
我才意识到坐错车了。“铃——铃——”声 把我带到一片璀璨的Happy
Valley。其时马儿还未开跑，我再浪漫一点的话，应该冲进马场赌一把。
可惜那会儿只是狼狈地在找回中环的车，脑子只认得电车轨道的路了，
却不想跑马地到中大的距离比到中环还要近得多。又顺着轨道弯弯绕绕
了许多，直到下了车，坐上天星小轮过海，心才安稳下来，想着我一趟
港岛“怀古”之旅，也算是圆满了。

可是这一行下来也没有什么“浪漫”的感觉。或者我想找的感觉又是什
么呢？在家胡乱换台时看到刘德华和陈百祥的一个老港片《摩登如来神
掌》，有一段上班时刻挤电车的场景，夸张的港片桥段，但无端的，那
近乎恶俗的市民气却好像比《色戒》里的浪漫更加感动我。再想想，我
就回到高一至高二时那一段跑月票的时光，每日起早贪黑赶公车来往与
学校和家之间。恶心的气味，困顿，迷茫的未 来，对某人的心心念念，
全混杂在一趟511路公车里，连同周围人的各样情态。 那好像是第一个
迫使我去观察不同人的细节的地方，也教会我如何欣赏不同天气里城市
的不同灯光，那时看是个苦孩子，这时看是个漫游者。原来我的电车情
结，竟始于此。

P.S. 附上1908年上海电车公司的海报。电影《骆驼祥子》，也有当年北
京有轨电车的风貌。

鸦片与电影

从《最好的时光》中随手翻来读的一段，讲《海上花》的拍摄，真是好呀：

关于《海上花》，因为我自己曾参与，就来谈一谈好了。为什么拍《海上花》呢，其实当时是想拍《郑成功》的。《郑成功》里有一段描述他年轻时候在秦淮河畔跟妓女混在一起，为了资料搜集，我就东找西找的找到了《海上花》。两个年代差了几百年，但也算是个妓女的题材吧．就把《海上花》这本书推荐给侯孝贤导演看。那时候我也不指望他看出个什么东西来，因为我最初看《海上花》在大学，屡攻不克，读了好几次，老是挫败。没想到侯孝贤导演一看就一直看下去，而且看得津津有味。那到底他看了什么东西呢？后来聊起来，他看到……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里，曾经这样谈及《海上花》的特质； 　　
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了一般人的生活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在我所有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 　　
没想到侯孝贤看《海上花》看到是里头的家常、日常这些东西。这个，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电影的特色和魅力所在——日常生活的况味。换句话说，是长三书寓里浓厚的家庭气氛打动了他。借由一个百年前的妓院生活，说着他一直在说而仍感觉说不完的主题。 　　
前年参加法国康城影展的时候，《解放报》访问他，他们提出一个“ACTION"’的问题。《解放报》说很奇怪，在《海上花》里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ACTION的之前或之后，或旁边，就没一个是ACTION，《解放报》问这是你们中国人看事情的特殊的方法吗？当时侯孝贤是这样回答的，他说：
是的，ACTION不是我感兴趣的。我的注意力总是不由自主的被其他东西吸引去，我喜欢的是时间与空间在当下的痕迹，而人在这个痕迹里头活动。我花非常大的力气在追索这个痕迹，捕捉人的姿态和神采。对我而言，这是影片最重要的部分。 　　
他想要做这个东西。因为每个人的动力是不一样的，所要表达的自然也不一样，而侯孝贤是这个。 　　
大家都说张爱玲是华丽的，但她自己说：“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素朴的底子。”然后她也说：“唯美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又提了一次“底子”。然后她又说：“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个底子。”张爱玲数次提到素朴的底子，《海上花》想要拍的就是这个：日常生活的痕迹，时间与空间的当下，人的神采，想要拍这个神采。 　　
怎么来做这个底子呢？如何把它发挥出来？第一个就是你要怎样来生活，一些细节、节奏，正是它的气氛。好比抽鸦片，里头沈小红这个角色，本来是找张曼玉来演的，她第一句话就说：“语言是一个反射动作，我上海话又不好……”所以她听说对白全是要讲上海话，就有点退却的样子。后来因为档期，跟王家卫要拍的《北京之夏》有冲突所以没有演。可是她说的“语言是一种反射动作”，完全是一个好演员讲的话。然后还要做些预备，说这个鸦片我们要去搞一个真的鸦片来，要去感觉一下抽鸦片的状态是什么，不能光是装装样子。就说不管以前是拍过《胭脂扣》，或者是《风月》，里头抽鸦片就躺在那里做做样子，这不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把道具练熟，感觉你手上或是拿水烟，或是拿鸦片，都要忘记它，让它变成生活的节奏，那你在生活里头．就会有你的调调出来，你的说话的姿态，完全都变成你的一部分了。 　　
希望演员要练这些东西，所以那时曾经托朋友从云南弄了一块鸦片，想办法把它带回来。带回来怎么去弄它昵？细节怎样？不知道。后来反而是在一本书，英国作家葛林((GrahamGreene)写的，台湾译作《沉静的美国人》(TheQuietAmerican)，讲一个美国人到越南的一些事情，里头一个越南女的烧鸦片给男主角抽，那过程写得非常仔细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才知道烧鸦片是怎么回事，那是一大块膏，要把它烧软了，弄成一坨一坨的放在签子上。《海上花》里头，很多写他们做签子，盘榻上有各种小东西，你要抽的时候，那签子都已经做好了。后来去问医生，医生说：其实鸦片就跟一种药剂的感觉差不多（他说了一种药剂的名称）。 　　
光就抽鸦片这东西，练得最好的是梁朝伟，它已经变成整个人的一个部分，当他抽烟你就晓得不用再说一句话，不用对白，不需要前面的铺陈和后面的说明。侯孝贤大概就是喜欢做这个事情——当下的演员的这个神采，你不要去顾因果，用因果堆堆堆，堆到这个人成立。剧本我们说要建立人物，其实不是建立人物，是要他一出现你就相信他。第二个讲水烟筒。水烟筒练也是非常麻烦，最主要是纸火，因为以前没有火柴，纸火一般是灭的，就那么一截拿在手上，你要点火就。“嘘”一吹。那纸火就着了。那你拿在手上怎么拿？还要“嘘”这样一吹，很难的，非常难。练得不太好的是李嘉欣，所以在戏里头就觉得她被纸火所困；最好的是刘嘉玲，你会觉得它根本不存在。其他的比如说堂子里的规矩，怎么叫局，怎么写局票，侯孝贤说：“这一切只是为了电影的质感，一种新的跟模拟的生活质地被创造出来，这个就是电影的底色。”

摘自Fuge送我侯大导演签名的书，可是著书的明明是朱天文啊，有什么文学理论可以解释这书里侯孝贤的角色呢？当个“隐形的作者”，侯导是聪明而又幸运的。朱天文说，侯孝贤说出来的电影比他拍出来的好看太多了，可是他怎么不写呢？我替李安叹息，《十年一觉电影梦》是很好的，可是拿着一比，又有点见拙了。李安可算是半个好导演，半个好编剧，也许半个好制片人。好与不好都在于太综合了，却又是我感觉的，离最好总差那么半口气。谢谢朱天文和吴念真碰到侯孝贤。用电影去表现古典文学中“藏笔”的精髓，怕是只有侯孝贤的片子能做到了。我疑心他还嫌《海上花》里“藏”得不够。《最好的时光》里拍当代的感觉，却是“显”得不够。
鸦片怎么贩到的？我估计这都可以拍成电影。

下一次灾害何时到来？

下雪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使我懒掉了。昨天天开始放晴才使我稍稍振奋精神。今天和妈妈闲聊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近些年大的天灾人祸，98年的洪水，03年的SARS，今年的雪灾，发生之时我都身处重灾区，偏偏还是有规律的五年一轮。我更加吃惊的是10年过去我还是对社会现实一无所知，十年前是坐在家里看天下大雨，十年后是坐在家里看天降大雪，“灾害”与我的距离还是报纸、电视机与我的距离。把我困住的真的只是窗外的雨雪，或是隐形的病毒吗？
惊人的“不变”还有，每次灾害媒体除了密集的煽情，“众志成诚，抵抗灾害”，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应急机制不完善，预警机制不健全诸如此类，批评完了下一次灾害还是悄无声息地到来。我原来常笑台湾每次选战都闹得惊天动地，闹完了结果还是一样，当初倒扁声势浩荡，当头来人家还是安安稳稳坐到现在。其实灾害时期的总结批评也是一样，每一次都像是血的教训，可是每一次的震惊之后都不甚了了，十年前说滥了的话到现在还在说。不过，倒是国务院下属部委轮流做了一次“特保”，98年是水利部，03年是卫生部，今年是铁道部和电力部。
新闻看到最后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受够了国内电视台“慰问”、“温暖人心”的报道，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承认即使它是意识形态也是对缓解灾害有益的意识形态。可是，也因为每次国家的形象都太为有效，到头来抢救灾害更依赖于国家，不论归功与指责几乎都是政府承担。社会的力量又在哪里？“我”的主动性又在哪里？可不可以有一次社会力量牵头、国家辅助的抢险救灾？
此篇纪念我“经历”与“错失”的三场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