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还是“分”？“中国”还是“世界”？兼答fugue

总结昨晚的关于西藏的讨论，两个主要问题，一、民族自决与分离主义如何区分；二、“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有效概念。我真是个慢热的人，此刻才有一些想法纠结在这些问题上，不吐不快。
刚刚结束孟悦的文章的翻译，加注释只有将将二万字的文章，涉及的面向从《刺马》到文学翻译、改编，再大到波及中美的社会运动，平时读书不觉得，在犄角旮旯里翻查核对注释的时候才慨叹做学问之不易。关键是文章中谈到的“上海的世界主义”的问题和上面两个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值得一说。我们平时思考问题有很多惯向，一切话语行动都有政治性，对没错，可是为什么在何种条件下变成的政治？反抗和压迫的关系又没有可能产生共同诉求？比如上海的抵制美货，是极端民族主义没错，可是更高的诉求是拆穿美国自由平等的虚假，一旦自由平等的公理被歪曲，那么危险亦有可能降临在美国人自己身上。这里，民族主义亦有可能产生世界主义。西藏问题在帝国时期至少表面上是有宗教这个共同理想在维系。解放初如果以“阶级的世界主义”这个理想去解决也有可能，可事实证明不成功。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国政府不仅是对西藏的合法性在动摇，对于农村的合法性更在动摇，最初团结农村的阶级世界主义被改革一革也革的岌岌可危。

fugue要我去看孟悦写在美国经历的那篇，其实早收在她文集里，去加拿大之前就读过了。赴加一行，对于“中国”的复杂的感情难以言尽。我曾说过，我是在大家都发现自身的局限时才最真切的感受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存在，也就是说美国同学、加拿大同学都发现有某种困境是从自己长久生活的文化和环境中来的，正是每个人的局限才有了平等对话交流的基础，也才让我感到自己的特别，我有别人没有的局限。也种感觉又重复印证在重读《倾城之恋》的过程中，正是感到自己的无助渺小才会渴望身边的人，才会在想象中让城为自己倾塌，那是抓住自己的方式，这一点，张爱玲却又和那个让出自己去寻找“主体”的凌叔华疏途同归了。

回到西藏问题，西藏自身的发展问题难道与内陆地区的问题没有交叠之处吗？西藏和其他地方难道不可以为了各自的局限展开合作吗？问题是，“主义”泛滥了很久，文化相对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我们也在很多框框民族、阶级、性别挣扎了很久，可不可以针对具体的问题重新思考“合”与“分”的尺度？也许很理想主义，可是问题要提出来，抛开了民族范畴，去定义普遍与特殊，可建设的空间有多大？在这一点上，我倾向于多一点“问题”，少一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