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多伦多的时候就感慨，为什么英文著作里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指南”。好笑的是现在发现连改变世界都有指南，马克思爷爷当初应该把资本论起名叫革命指南。
这本 handbook for changing our world 是无意中搜索到的，也许并不那么振奋人心，但是对于发愁和苦恼于行动力的我们，还是会有帮助吧。在厌烦无休止论争的时候，这也许是不错的辅助。我想找来读。
Climate change, resource wars, privatisation, the grow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politicians that don't listen. Massive issues, but how can we make any difference? This book shows howIt's not a book about what's wrong with the world, but a collection of dynamic ideas which explore how we can build radical and meaningful social change, ourselves, here and now. Covering nine themes, the book weaves together analysis, stories and experiences. It combines in-depth analytical chapters followed by easy to follow "How to Guides" with practical ideas for organising collectively for change.
2008年12月26日星期五
2008年12月8日星期一
语言的牢笼
赶着时差交完Berkeley的材料，到最后一篇statement的时候,已无力再多写一句话。上周冒着零下七度的寒风去修电脑，到最后彻底崩溃大哭，也不是这般无力的状态。这几周来不停地把同一文本送到不同人手中，回到我手里面目全非的结果。感受语言的挣扎，不同的想法在同一文本上打架，又想从别人的语言中救回自己的想法。被芝加哥mm追问，你要表达的是什么。而我真正想表达的好像永远像泥鳅一样拿在手里就滑出去，逃逸在语言的间隙里。为什么想要清楚地表达想法竟是这么难呢？为什么我要焦虑那些无法被塞进完整结构里的细枝末节？又为什么除了清楚的结构我又无从表达？语言和写作真的是像被神灵掌控的东西，最后它们要扫描我一切的所知所感，又迫使我进入对话之中，更可怕的是，这一过程好像没有尽头。
2008年10月21日星期二
学术于我为何
前几日晚饭的时候fugue同学问我，你觉得学术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其实这不是个适于饭时讨论的问题,影响消化. 可是想起来,我好像很长时间没有去面对这样"严肃"的问题了,又或者是,经历在多伦多黑暗的冬日之后,潜意识里在回避这个问题. 我不敢说我想清楚了，只是， 今早在图书馆某一刻的氛围,让我想起三年前面临抉择的时刻, 也让我多了一点面对这个问题的勇气.
学术与我为何? 也许这个问题最早出现是我高中时期开始发疯买一堆看不懂的正儿八经的学术书籍的时候,历史课上提到了某某人某某书,比如余英时汤因比李泽厚等等,然后立刻就钻进书店搜刮.那时候的"学术"纯是求知的快感, 也是武装自己"我知道的书你不知道"的骄傲心理.此种心理越演越烈,遂发展成我和后坐两男生买书的"攀比"之风,嘴上不说,聊天的时候心里却较着劲,看谁买的书更深奥,更"学术".直到某一日,他们从书店搬进教室一堆当时最近出版的德里达的专著,我便举手投降,败下阵来.时至今日,在经历无数次幻灭之后,在我无法再为一句"你读的书好多啊"感到自得之后,那种隐藏的求知的快感和骄傲心理,诚实得讲,远没有消失.或许毕竟,我还是要依靠"学术"来定义我之为我的不同.可是,在我开始嘲笑这种快感和骄傲心理的时候,"学术"对于我又是什么呢?
大三下学期这个问题又来了,那时候想起来是很浑浑噩噩的一个学期,跟风考GRE,明明对于出国其实一无所知；一时兴起去上人类学的课，估摸着是不是可以换个专业。自己梦想着未来有多种可能，却又在学期末丧气地自己把这些可能粉碎掉了。在老馆读了一天书，然后决定保研算了。其实是因为那是一条较容易的路，可是自己说服自己的时候，要加上浪漫化的理由。那天读了一本很喜欢的书，也喜欢读书时安静的氛围，那个时候，只是毫不怀疑要把书读下去的愿望。或许那种愿望就是我那时以为的“学术”。随后的几个月，我看着身边的人焦虑，自己却安之若素，yurou说我是笃定，倒不如说我那个时候只是逃避危机之后把一切都想得非常简单。
然后开始面对永远也写不满意的论文，面对申请失败，面对身处异国的幻灭与危机。曾经的笃定变成是“我到底是不是搞学术这块料”的疑问，现实的压力也不是那种快感和骄傲心理可以解决的了，那么我还应该坚持什么？奇怪的是人总可以在没找到答案之前就可以依靠惯性走下去。我好像还是在走“学术”之路，只是这里面混杂了老师和朋友的鼓励，偶尔看书的快乐，噩梦般地写论文的过程，还有总是对未来没有准备好的焦虑。似乎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解决问题之前给自己一个意愿will，一个比较简单的意愿，只是为了快感，或者只是为了安静，而究竟能达到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前几日无聊时又复习了《毕业生》，或许学术现在对于我就像达斯丁霍夫曼最后坐上的那趟车，不知道车会走向哪，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下车，只不过碰巧车上的空座是自己唯一觉得暂时能feel like home的地方，这个时候只能感谢上苍，我在车上，先走再说吧。
学术与我为何? 也许这个问题最早出现是我高中时期开始发疯买一堆看不懂的正儿八经的学术书籍的时候,历史课上提到了某某人某某书,比如余英时汤因比李泽厚等等,然后立刻就钻进书店搜刮.那时候的"学术"纯是求知的快感, 也是武装自己"我知道的书你不知道"的骄傲心理.此种心理越演越烈,遂发展成我和后坐两男生买书的"攀比"之风,嘴上不说,聊天的时候心里却较着劲,看谁买的书更深奥,更"学术".直到某一日,他们从书店搬进教室一堆当时最近出版的德里达的专著,我便举手投降,败下阵来.时至今日,在经历无数次幻灭之后,在我无法再为一句"你读的书好多啊"感到自得之后,那种隐藏的求知的快感和骄傲心理,诚实得讲,远没有消失.或许毕竟,我还是要依靠"学术"来定义我之为我的不同.可是,在我开始嘲笑这种快感和骄傲心理的时候,"学术"对于我又是什么呢?
大三下学期这个问题又来了,那时候想起来是很浑浑噩噩的一个学期,跟风考GRE,明明对于出国其实一无所知；一时兴起去上人类学的课，估摸着是不是可以换个专业。自己梦想着未来有多种可能，却又在学期末丧气地自己把这些可能粉碎掉了。在老馆读了一天书，然后决定保研算了。其实是因为那是一条较容易的路，可是自己说服自己的时候，要加上浪漫化的理由。那天读了一本很喜欢的书，也喜欢读书时安静的氛围，那个时候，只是毫不怀疑要把书读下去的愿望。或许那种愿望就是我那时以为的“学术”。随后的几个月，我看着身边的人焦虑，自己却安之若素，yurou说我是笃定，倒不如说我那个时候只是逃避危机之后把一切都想得非常简单。
然后开始面对永远也写不满意的论文，面对申请失败，面对身处异国的幻灭与危机。曾经的笃定变成是“我到底是不是搞学术这块料”的疑问，现实的压力也不是那种快感和骄傲心理可以解决的了，那么我还应该坚持什么？奇怪的是人总可以在没找到答案之前就可以依靠惯性走下去。我好像还是在走“学术”之路，只是这里面混杂了老师和朋友的鼓励，偶尔看书的快乐，噩梦般地写论文的过程，还有总是对未来没有准备好的焦虑。似乎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解决问题之前给自己一个意愿will，一个比较简单的意愿，只是为了快感，或者只是为了安静，而究竟能达到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前几日无聊时又复习了《毕业生》，或许学术现在对于我就像达斯丁霍夫曼最后坐上的那趟车，不知道车会走向哪，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下车，只不过碰巧车上的空座是自己唯一觉得暂时能feel like home的地方，这个时候只能感谢上苍，我在车上，先走再说吧。
2008年9月12日星期五
2008年9月3日星期三
A Notebook on Clothes and Cities（1989）
偶然间搜山本耀司，才发现文德斯拍过这样一个片子。贾樟柯的《无用》虽然没看，但是不是受过这个的影响呢？
以下是youtube版本part1，可惜的是日语部分没有字幕。呀呀，该好好学日语的。
以下是youtube版本part1，可惜的是日语部分没有字幕。呀呀，该好好学日语的。
2008年6月27日星期五
香味奥运会
现代人的五感之中最遭殃也是退化的最厉害的应该是嗅觉。《犀牛》里就暗讽声色世界对于鼻子的歧视，“鼻塞仅仅被视为一种感冒的症状”。在北京会鼻塞，不仅仅是因为感冒，可能是因为沙尘暴，可能是因为酒吧里舞台喷烟萦绕着香水汗水和指甲油的味道，也可能是因为奥运会。
我昨天站在北京南五环外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垃圾“异世界”边上，决定要好好爱惜我的鼻子。全靠气味的导航，出租车司机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北京丰台区的垃圾填埋场，就在世界公园边上，我才知道原来鼻子的功用和GPS一样。司机说，北京的空气真是太适合开奥运会了，你们去拍照吧，我要在这里多呼吸一点空气长长高，这可都是高级肥料啊。我一边笑一边翻译给同行的多伦多来的意大利男生Matthew，告诉他在这垃圾坑的旁边有世界公园，那里面有假的埃菲尔铁塔。他说，真是个好办法，大家站在埃菲尔铁塔上闻到这么臭，就会觉得原来外国都是这么臭，还是北京好。我哈哈大笑，全不顾吸入了多少甲烷还是一氧化二氮，此时鼻子刺刺的感觉已经分不出香还是臭了。末了我们知道，这世上不仅有奥运福娃、奥运猪还有奥运垃圾坑，奥运垃圾覆盖土还有成千上万为奥运做贡献的宽容的鼻子。
我还听说了“垃圾资本”的流动，多伦多的垃圾“买”到密歇根填埋，中国的垃圾坑“卖”进了西方的垃圾。人的世界边上永远围着一圈垃圾，垃圾的世界才没有边。
如果举办香味奥运会的话，北京应该拿金牌。
我昨天站在北京南五环外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垃圾“异世界”边上，决定要好好爱惜我的鼻子。全靠气味的导航，出租车司机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北京丰台区的垃圾填埋场，就在世界公园边上，我才知道原来鼻子的功用和GPS一样。司机说，北京的空气真是太适合开奥运会了，你们去拍照吧，我要在这里多呼吸一点空气长长高，这可都是高级肥料啊。我一边笑一边翻译给同行的多伦多来的意大利男生Matthew，告诉他在这垃圾坑的旁边有世界公园，那里面有假的埃菲尔铁塔。他说，真是个好办法，大家站在埃菲尔铁塔上闻到这么臭，就会觉得原来外国都是这么臭，还是北京好。我哈哈大笑，全不顾吸入了多少甲烷还是一氧化二氮，此时鼻子刺刺的感觉已经分不出香还是臭了。末了我们知道，这世上不仅有奥运福娃、奥运猪还有奥运垃圾坑，奥运垃圾覆盖土还有成千上万为奥运做贡献的宽容的鼻子。
我还听说了“垃圾资本”的流动，多伦多的垃圾“买”到密歇根填埋，中国的垃圾坑“卖”进了西方的垃圾。人的世界边上永远围着一圈垃圾，垃圾的世界才没有边。
如果举办香味奥运会的话，北京应该拿金牌。
2008年5月15日星期四
几点感想：好政府，能动性，共时性（兼答fugue）
目前为止的感想还很零碎，但既然大家都有动静了。。前日在nytimes首页上看到一篇文章：
Chinese Web sites remain heavily censored, and a brief flirtation with openness and responsiveness does not mean that China is headed toward Western-style democracy. On the contrary, if China manages to handle a big natural disaster bett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handled Hurricane Katrina, the achievement may underscore Beijing’s contention that its largely nonideological brand of authoritarianism can deliver good government as well as fast growth.
这段真是看得我有点小跌眼镜。关于什么是好政府已不是新鲜的问题，集权制可以提高救灾效率也是自古被证明的事实（记得黄仁宇还说中国发展成中央集权，一部分是因为要统筹治理黄河水患的缘故）。但是有了前一段风波的背景，在这个节骨眼上指出来颇有深意。xz的问题似乎还没有谈到xz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
但是中国的民众心理到底有没有太过依赖政府？这几天视频里弥漫着把温家宝弄得跟周恩来转世似的情绪，他的脸和哽咽的声音已经成为一种myth了。同时兼顾政府效率和遏制个人权力好像是永远的难题。有些仇共情绪的确是比较极端，但神话政府的情绪也令人担忧。
说到自己，最激动的时候是12号晚上回来看到数字以及第二天排队献血。12号晚上还和同学去看话剧，路上还有点冷嘲热讽，开玩笑说中南海也被震了吧（因为同伴比我更cynical）。回去之后才看到伤亡情况，当即觉得自己之前的行为非常不堪，挂了个电话给成都同学，时断时续我也没听太清楚，难受的是他自己睡大街也不知道周围死了那么多人。在我看来，12号就开始的直播和信息公布对于之后社会力量的集结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这就要开始扯能动性和共时性的问题了。凿凿实实是一次“全民地震”，先通过亲友关系和现代通讯技术建立，接着是视频直播，再接着是把无形的地震变有形的以汶川为中心的“地震波”的图样由视觉烙印到人心里。老实说共时性感受自觉在自己身上产生如此大的效应还是第一次（为什么雪灾、台风没有？）。
救灾的能动性和共时性感受联系，但又不完全等同，或者说救灾的共时性感受不同于地震的共时性感受。献血时一主要感受是，有好些人可能开始并未被地震本身触动，而完全是被献血场面本身触动。包括我见到一些非常矛盾的场面，一边怀疑献血到底能不能救灾一边还坚持排队。一边质疑为什么富人不捐，美国不捐，或者说国家有钱足够救灾，可是自己还是坚持捐款，“别人有钱是别人的，我捐我的。”可以把救灾完全转化为个人行为，个人满足。
disapora chinese的共时性？这个留待你们说。
Chinese Web sites remain heavily censored, and a brief flirtation with openness and responsiveness does not mean that China is headed toward Western-style democracy. On the contrary, if China manages to handle a big natural disaster bett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handled Hurricane Katrina, the achievement may underscore Beijing’s contention that its largely nonideological brand of authoritarianism can deliver good government as well as fast growth.
这段真是看得我有点小跌眼镜。关于什么是好政府已不是新鲜的问题，集权制可以提高救灾效率也是自古被证明的事实（记得黄仁宇还说中国发展成中央集权，一部分是因为要统筹治理黄河水患的缘故）。但是有了前一段风波的背景，在这个节骨眼上指出来颇有深意。xz的问题似乎还没有谈到xz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
但是中国的民众心理到底有没有太过依赖政府？这几天视频里弥漫着把温家宝弄得跟周恩来转世似的情绪，他的脸和哽咽的声音已经成为一种myth了。同时兼顾政府效率和遏制个人权力好像是永远的难题。有些仇共情绪的确是比较极端，但神话政府的情绪也令人担忧。
说到自己，最激动的时候是12号晚上回来看到数字以及第二天排队献血。12号晚上还和同学去看话剧，路上还有点冷嘲热讽，开玩笑说中南海也被震了吧（因为同伴比我更cynical）。回去之后才看到伤亡情况，当即觉得自己之前的行为非常不堪，挂了个电话给成都同学，时断时续我也没听太清楚，难受的是他自己睡大街也不知道周围死了那么多人。在我看来，12号就开始的直播和信息公布对于之后社会力量的集结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这就要开始扯能动性和共时性的问题了。凿凿实实是一次“全民地震”，先通过亲友关系和现代通讯技术建立，接着是视频直播，再接着是把无形的地震变有形的以汶川为中心的“地震波”的图样由视觉烙印到人心里。老实说共时性感受自觉在自己身上产生如此大的效应还是第一次（为什么雪灾、台风没有？）。
救灾的能动性和共时性感受联系，但又不完全等同，或者说救灾的共时性感受不同于地震的共时性感受。献血时一主要感受是，有好些人可能开始并未被地震本身触动，而完全是被献血场面本身触动。包括我见到一些非常矛盾的场面，一边怀疑献血到底能不能救灾一边还坚持排队。一边质疑为什么富人不捐，美国不捐，或者说国家有钱足够救灾，可是自己还是坚持捐款，“别人有钱是别人的，我捐我的。”可以把救灾完全转化为个人行为，个人满足。
disapora chinese的共时性？这个留待你们说。
2008年5月5日星期一
贾樟柯：现代启示录（zz）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keyan6829.blogbus.com/logs/16962006.html
《城市画报》203期登了对贾樟柯的专访，一直在网上搜索不到文本，结果一直等到204期都出来了，还找不到，偏偏我这段时间又特别忙，于是，下午去了打字店打，本来以为只有5个页码，谁知竟是16个页码，花了我75元money，那个心痛啊！
但是，如果你在国外，看不到这期《城市画报》，碰巧也是70年代生人，又碰巧也是从小县城出来，那么也许会对这篇访问有点兴趣。
对于我来说，之前在脑中还不是很清楚的东西，现在清晰了。
《贾樟柯现代启示录》
城市画报：2007年初，35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导演参加柏林电影节所做的“天才训练营”，你以主持人的身份参与了这个活动，感觉这些年轻人与国内的青年有哪些不同？
贾樟柯：这些学员来自世界各地，欧美、南美、亚洲都有。最直观的印象是消费主义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很小。他们对物质的热衷远没有我们这边那么高，特别是欧美的学生非常朴素。(是不是因为我们刚刚进入消黄社会，所以会对物质更热衷一些? )这个可以理解，我对这个是比较宽容的。现在的年轻人毕竟生活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里，大家的关注点都在这里。中国过去太穷，物质太贫乏，今天的状况是一个反弹。
城市画报：那对后市的看法怎样？
(笑)贾樟柯：我相信过了这个阶段，人们的选择会多一点。欲望不会熄灭，但会更多元，除了物质欲望，精神层面、艺术层面的欲望也会萌生，那时候另外一种价值的实现会得到应有的尊重。现在的问题是全社会只尊重“赚钱”这一种价值，我觉得很可惜。
城市画报： 你曾经提到“反叛文化”在沦丧。
贾樟柯：是的，挑战这个社会陈规的人越来越少。社会和商业总体上都是惰性的，因为它们都主张安全、常规，依据旧有经验做事。相比“五四”时期、1980年代，现在的”反叛文化”的确很低落。年轻人应该是一个社会最活泼、最反叛、最正直、最善良的一个群体。现在他们的顽皮劲儿、反叛劲儿都不够，太温顺，就像我身边年轻的工作人员，不抽烟不喝酒，生活得很规律很养生。以前我们是以糙为美，初中高中就开始抽烟喝酒，虽然不好，但会有一股粗野的力量；现在的年轻人很爱惜自己，把生活打理得有条有序，该买房买房该按揭按揭该玩信用卡玩信用卡。哈哈，这个——其实也挺好的，但总感觉有点遗憾。
城市画报：年轻人的叛逆是推动社会发生变比的一种原始力量，之前反叛可能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要冲击上一代人的陈规旧俗，但现在这个功能似乎正在缺失或者弱化，这是不是你遗憾的原因?
贾樟柯：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也有反叛情怀，只不过我们以前的反叛是接触式的，像我拍电影社会理想色彩比较强烈，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观察感受转化为一种公共信息，参与到社会改造里面去。现在他们更喜欢闷在自己心里，行动力不足，可能社会理想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衰退了——这个也没有什么留恋的，不能说是进步或是退步，只能说是有了一种新的情况。对个体来说，你不能要求他有那么多公共意识，独善其身也挺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城市画报：说到公共空间的建设，你这样的第六代和之前的第五代导演都有很强烈的参与愿望。
贾樟柯：这些人拍出来的电影往往被称作作者电影，就是包含公共意识和社会理想的电影作品，本应是可以被许多人欣赏和理解的主流作品，它之前也确实是，但在这个消费社会，它被边缘化了，好像变成一个非常小众的作品。这个关系很像鬼打墙，弯弯绕。
城市画报： 你出成长1970年代，对这个从“主流”到“非主流”的过程应该有比较深的切身感受吧?
贾樟柯：1989年之后中国文化变化比较快。一方面是精英知识分子、精英思想彻底边缘化；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被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点上。青年文化也会随着这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做调整。至于你提到的“文艺复兴”，我想不应该是一种拯救式的复兴，我们应该做的其实是等待，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是物质，物质的问题需要从物质层面去解决，并非一帮知识精英投身到里面去呼吁去努力就能带来一个复兴。所谓“文艺复兴”应该是整个社会的精神体系的一次重塑，只会发生在人们又需要过精神生活的时候。现在人们需要精神生活吗?不需要只要娱乐就够了。现在社会的兴奋点在钱上面。当财富物质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发现物质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文艺复兴的时代就会到来。
城市画报： 一切都只是自然而然？
贾樟柯：也应该有人积极参与其中。我最近读书发现，在民国的时候蔡元培先生就提出过“美术救国”，在当时满目疮痍的状况下，很不可思议。他的意思就是，物质的积累并不能证明一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必须可以生产新的文化经验，并输出为全人类所分享。所以，现在文艺边缘化并非文艺自身的强弱所决定，放到历史场景中去看，这只是它遭遇的一个必经阶段。而且它经历的这个阶段很有中国特色，比如欧洲也在为自己的文化担忧，但你看他们很主流的政治类财经类杂志中都有影评和书评。欧洲也很商业，但已经具备一个很好的机制去容纳低潮时期的文化、文艺，有一个维护文化系统的意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这么一个自觉的系统意识。
城市画报：你出生在1970年，经历了当代青年文化从产生到分流的过程，有哪些印象?
贾樟柯：我是泡在录像厅里长大的，可以说亲身经历了这个从生根、发芽到长大到看不清楚的过程(笑)。我觉得经历了几个阶段：早期青年文化是和大众流行文化结合在一起的。1977年我读小学时，基本上还是革命文艺盛行的时候，根本没有流行文化。之后随着我长大慢慢就有了电视，有了电视就有了春节晚会、《霍元甲》和《血疑》，后来又有了走私的录音机，有了录音机就有了邓丽君、刘文正和张帝。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录像厅，成龙的、张彻导演的、吴宇森的、徐克的电影进来了，那时候我开始天天泡在录像厅。整个流行文化或者说青年文化就这样出现了，作为对革命文艺的一个反叛，它很快得到了我这样的青少年的追捧。这个大众流行文化兴起的阶段，也是一个社会主流思想解冻的年代。像我老家汾阳这样一个山西小城里，新华书店里到处是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这些人的哲学书籍。当时是没有非主流文化这种说法的，因为上面提到的这些流行文化／青年文化都是社会的主流文化脉动，经济改革需要文化上的呼应，所以当时的主流社会文化也强调探索和实验。那时候如果你保守的话你才是非主流。青年文化和大众流行文化就这样掺和在一起，又一起被裹挟在整个社会的泥石流当中。1989年之后，主流意识形态开始收缩，日趋保守。当时一些有行动能力的人在内心开始产生抵触情绪，开始选择这种独立的姿态，这种态度本身就代表了一种非主流的立场。就这样，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身份独立的人，他们选择了过一种脱离体制的生活。这些人被称作自由职业者，如果他恰好拍电影就会被称作独立电影导演。就这样，我们现在所说的非主流文化渐渐成型。1993年我读大学时，年轻人对非主流文化还是非常认同的，而且也确实存在着一个活跃的非主流文化。
城市画报：主张实验和探索的非主流文化开始成为青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领域首先做出作品来的应该是摇滚乐。
贾樟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张专辑，之后“魔岩三杰”也很轰动。我刚入学时，有人在学校食堂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一下就来了十几支乐队，都是毛头小伙子，很愤怒。年轻人很热爱这种文化，就是因为它张扬反叛。那时候马甸附近的几个大楼里经常会有行为艺术和现代摄影展。我印象很深的是去民族宫那边看一个大型现代艺术展，下着大雪，人们扶老携幼一起去看，结果去了之后才知道展览已经被封了。当时，这种非主流文化的确是青年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城市画报：紧接着下一个阶段就来了，一部分人的青年文化开始和大众流行文化分道扬镳。
贾樟柯：应该是在2000年前后，1997、1998年吧，第二次改革，然后“哗”消费主义成了大众文化的主流，然后就是时尚。我觉得我们一直忽视了一点，就是时尚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它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结合得非常完美。以我拍电影为例，如果我拍一部类似《云水谣》这样的偏主旋律的电影，就会得到两个保障：首先很多的电影院会向我开放，我会得到更多的放映时空；然后中央台这样的大众媒体会向我开放它的宣传平台。这时时尚会跟进，大品牌会来和你合作——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曝光。这样两股力量会制造一个流行出来，年轻人没有分辨能力就会被裹挟进去。比如说周杰伦在内地的流行，除了自身价值，也与中国移动请他作代言人在中央台不断播放有关。
城市画报： 小时候看到自己喜欢的港台歌星突然开始在春节晚会唱歌，有种失落的感觉，好像他背叛了我。
贾樟柯：“春晚”是意识形态的认证，能上这个晚会证明政府很喜欢你，商业活动是流行度加商业价值，合流得很厉害，互相会促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非主流文化就被边缘化得特别厉害。 (同样是舶来品，时尚文化则畅行无阻)因为它是很安全的一种流行文化，促进消费欲望，对主流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威胁。
……
城市画报：你拍作者电影，以电影叙事讲述自己对当下社会的观察和发现，属于严肃叙事的范畴。第六代导演里面也有很多人做类似的事，有没有想过这是第五代或说1980年代某些特质的延续?
贾樟柯：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阅读的乐趣，而这个阅读又引导我开始思考社会。初中的时候，我看路遥的小说《人生》，主人公高家林一身武艺却没有空间施展最终酿成悲剧，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他的农村户口。读后受到强烈的冲击，自然就会去思考“户口”这个东西，然后就在身边寻找它的痕迹。我们县城的同学吃公粮，班上农村来寄读的同学可是每天红薯烤窝头片，天天看书到十一二点——他们只有这一个机会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进而改变命运，但是以前我对“户口”是没有概念的，因为生下来就是这样的嘛。这之后对一切司空见惯的东西就多了一个怀疑的态度，有一个很小的思考能力进入了我的身体。所以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严肃阅读改变了我。
城市画报：严肃阅读很重要，尤其在一个人很年轻的时候。现在信息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阅读也是。
贾樟柯：看博客也可以是严肃阅读，你看徐静营的博客和看厉以宁、温铁军的博客就不一样。严肃的阅读很重要，就像严肃的文化生活一样，否则时间久了就会出问题。
城市画报：严肃博客也好，严肃书籍也好，这些是严肃阅读的基础，都需要有人坚持“生产”才行。
贾樟柯：“坚持”、 ”固守”这些词已经被用得很俗了，但客观来说如果没有一批人始终坚持维护这个系统，改革30年甚至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成就又被洗劫一空，当我们意识到需要这个系统时还需要重头再来，就太惨了。
城市画报：也还有一些人在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贾樟柯：对，像朱学勤、郎咸平、陈丹青这些知识分子对现实保持着长期的关照和发言习惯，然后他们的观点又通过主流媒体传播出去，很不错。
城市画报： 消费主义兴起后，也曾经产生一些文化商品对呆板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颠覆，风靡一时，比如《我爱我家》这样的情景喜剧，你如何看待王朔他们的作品?
贾樟柯：这些作品我接触得很少，一看气场不对就放弃了。
城市画报：1989年之后，知识分子成了一个尴尬的群体，有一部分退回书斋寻找精神资源，有一部分开始和商业文化合作，但都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贾樟柯：经过那么多政治运动，知识分子身上已经有了很多毛病，最要命的一点是“思”和”行”的不统一。他所持的思想很先进，但落实到个人去行动的时候根本不履行。会场上当思想家，会场外当流氓，有时候还冒充黑社会，一个比一个凶悍。这会影响到这个价值观的可信度，在公共空间的传播效果会打折扣。当然，他们有一个理由，就是凭什么你们那么干让我去——，说得也有道理，但如果那样你可以不去扮演一个产生思想的角色。
城市画报：退回去“独善其身”。
贾樟柯：“独善其身”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所谓“善其身”其实是有维护个人价值的要求的。这一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做得比现在好很多，当他的立场和信仰受到破坏时，他会不顾一切地站出来。
城市画报：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优质的城市电影，这是否是固为城市文化还没有真正发育起来?
贾樟柯：中国还处在一个城市化的过程里，城市化的程度还不够。我们拿北京来说，还是一个农业色彩很强的城市，周围被广阔的农村所包围，工商业不够发达，权力处于中心位置。 我们这些以流动人口身份进入大城市的移民与农业的关系是切不断的。20岁以前的经验是农业社会的，20岁后带着这个经验来 到城市，我们的时间不过十几年，农业气氛还很强，还没有形成一种纯粹的城市文化。除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少数城市具备比较久的商业传统，中国大部分城市仍然处于农业文明阶段。我们拥有的是这样的城市生活经验，非要去拍想像中的现代城市生活往往会露怯。
城市画报：还处于一个发展阶段。
贾樟柯：我们看很多影视作品中，主人公早餐一定要吃面包抹黄油，但其实整个城市的大部分人是在喝稀饭吃油条，很多东西被从画面上过滤掉了，其实唱稀饭吃油条就不城市了吗，这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创作上的不自信。不只是创作者，中国人都是很小心翼翼的。前段在成都拍片子，我看到很多穿名牌的女孩，皮带、包连T恤都是LV，全身都是Logo，面对时尚还是太紧张了。
城市画报：县城是一个很好的结合体．它是城市结构，但接近农村，是农民进城的第一站，通过它下一代人就能很便利地进入到大城市中去。
贾樟柯：县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小，生活在里面的人的触角可以伸到任何一个角落。街上随便见到一个人，都会知道他是哪条街哪个储蓄所的营业员，城里新来一个人大家都能看出来。从县城里出来的孩子有比较多的江湖经验，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冲出去在成长过程中都已经练习过了。
城市画报：城市化进程在飞速发生， 你感觉县城发生变化了吗?
贾樟柯：没什么变化，生活的本质还是那样。 (网吧建了很多．网络会不会对那里的人有什么影响？)我们可能把网吧所能造成的影响估计得过高了。我们那的网吧，人们还是在里面看电影，打游戏，光着膀子带着女朋友在同城聊天室里骂。但这一切完了之后，他们还是会一帮哥们聚到一起去玩。我觉得“聚众”是县城生活的一个特点，我小时候结拜七八个兄弟，会一起去谁家吃饭去哪里游荡。这一点到现在都没变，改变的只是交通工具由自行车变成了摩托或者汽车。以前”奔袭”的目标可能是去哪个村子打一宿麻将，现在可能是去太原、北京看演唱会、洗桑拿了。
城市画报： “奔袭”是个很寓意的行为。
贾樟柯：一条街15分钟就能走一遍，来来往往几十年太熟悉，就会出去看热闹，但县城仍是他们最安全最温暖的据点，奔袭获得新鲜感后，很快就又会骑着摩托车赶回来。
城市画报：你觉得网络会对新一代形成什么样的影响?
贾樟柯：网络上的信息很多，拆墙更容易一些，他们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空间感。这个世界已经开始这样设计了，那么他们在网络中长大将来肯定会十分游刃有余。问题可能就是会陷入一种信息困境，由于信息太多，难以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对比网络和现实，你可以发现其实很多东西被屏蔽在了外面。解决的办法就是多关注你身边的现实，你的观点和立场就来自脚下踏实的现实。
城市画报：网络对骂和网游呢?
贾樟柯：这是一种利比多的释放吧。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一个缺乏建设性的虚无空间里，实际浪费了很多生命资源。
城市画报： 你的电影一直围绕当下社会的青年展开，那以后会固定在这里面吗?
贾樟柯：开始对历史感兴趣。有一天查看自己的书架，突然发现有一半是历史书，近四五年来无意识地买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很多历史时刻还被迷雾笼罩着，比如“文革”，比如1949年、1927年、国共关系以及晚清。吸引我关注历史的不是历史本身的吸引力，而是因为历史的很多遗留物在当代还存在着没有解决，只要你关注中国的现实就一定会回到历史中去。
城市画报：比如?
贾樟柯：比如说中国人的斗争哲学到现在还这么强大，协作性为什么会不好。在北京你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你丫牛B，操，灭了你”，听得到硝烟的味道，怎么变成这样的?用阿城的话说，中国一直没有文化，都是“武化”，一直强调斗争，而且相当残酷，必须有的人胜出有的人落败。我们必须要用斗争来判断自己，因为我们没有信心。
城市画报：信心?
贾樟柯：对，是文化自信心。我记得《小武》出来后，有一个记者做采访，一直追问我从汾阳那样一个小地方来到北京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是如何克服自卑感的。我告诉他，我根本没有自卑啊，北京和汾阳有什么不同吗?有的人可能会依照城乡差别产生自豪或者自卑，但其实这种差别只是1949年之后才被放大的，以前资源分配是很平均的。以前汾阳有飞机场有铁路有各种工厂，我们中学的学生留日留美的多了，差别没有那么大。但如果看不到这种阶段性变化，就会产生盲目的自豪或者自卑，而当国门打开之后看到发达国家，整个民族就会形成一种系统性的不自信。如果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有目标的话，那么应该是给这个民族带来文化上的自信心。
城市画报：在这方面我们走了多远?
贾樟柯：走了……不怎么远(笑)。我觉得有一点是要警惕的，就是过度的自信并不是真正的自信。有一次在柏林碰到一群山西老乡，都是企业家，其中一个拿出一个电热杯和一袋小米一定要翻译告诉服务员去给自己熬小米粥。翻译被弄得十分窘迫，一群穿着黑西装的人就在旁边哈哈大笑。只有文化上极度不自信的人才会做出这么骄横跋扈的事情。
城市画报：大家的认识还是很不清楚。
贾樟柯：公共系统中，传统中国人的谦逊恭让不见了。甚至，一种教养会被误解，你很谦逊，他就说你不自信，你很平等恭让，他就认为你不牛B，所以闹得北京这个城市人人要牛B——你车绝对不能超我前头，我想坐哪就坐哪。教养被一个叫牛B的东西给取代了，好像爆发瞬间的快感大于价值观一样。
城市画报： “教养”这个词好像已经被从主流价值观里剔除掉了。
贾樟柯：这些教养其实都是被局部历史破坏掉的。我记得小时候身边还有一些从民国过来的老人，从他们身上还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中的谦逊、恭顺、谦让这些礼数。但经过“文革”这样的社会运动以及后来商业文化的冲击，礼数在牛B哄哄的城市里已经见不到了。相对来说，这种教养可能保持在小城市和农村来的孩子身上——当然这不是出身论。最没有教养的可能是革命世家系统出身的人，他们从革命暴力中过来，又经历单位大院中的人际倾轧，容易失去理智和教养。军队大院看不起工人大院，工人大院看不起街道，街道看不起平民，牛B文化就是这么形成的。它来自一种叫”等级”的东西，而最可悲的是支撑这种等级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已经崩溃了。牛B文化其实是遗老遗少的文化，牢骚最多的最牛B的是失去最多的。
城市画报：教养依托的环境是?
贾樟柯：应该是家族。家族的约束力形成了教养，人们会因为家族的声誉而去做或者不做一些事，这就是贵族，它评测的标准不是拥有多少金钱和资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价值是附着在这上面的，当然这个体系也有它的劣根性，对个体的自由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限制。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变成了现在这种状况，我们只能保持一种文化上的自省，因为我们谈到的这些毒素在我们身上都有，没有人能幸免。
城市画报：很多变化在发生，家族的社会结构已经被破坏而且可能会瓦解，“仁、义、礼、智、信”被什么取代了?
贾樟柯：实用主义成为一个主流价值，人们以此为价值构建自己的大部分关系网，展开大部分社会活动。
城市画报：我注意到主流媒体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两种倾向性很明显的描述方式：一种是青春期性交堕胎、高考压力下自杀、为上网弑父，主要出现在报纸上；另一种是“超级女声”、 “加油!好男儿”，好像爷爷看着孙子孙女调皮，很宽容很慈祥，主要出现在电视上。
贾樟柯：第一种是受威胁的成人世界对青少年的妖魔化。至于第二种，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社会假想。 “超级女声“有点像“高考”，好像社会是公平的。 “高考”公平的背后掩盖的是户籍制度、城乡差别这些极度的不公平。 “超级女声”是商业内部的“高考”，以这种平等掩盖成名机会的不平等——你不需要家里有钱，也不需要10万块的服装赞助费，不需要很大资金包装，只要唱歌就能获得明星的身份。我觉得“高考”、 “超级女声”之所以能形成万众瞩目的社会现象，都是对一些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回应。此外，还要留意”超级女声”背后的麻醉性，有人说“超级女生”是社会民主实验，这就有点一厢情愿了。选择一个小姑娘，跟选择一个政治领袖、社会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下为我自己辛苦录入的访谈导言（部分）：
我们都很担心贾樟柯。我们是那些来自乡村、县城的兄弟们，自以为和他很亲近的人，不是人际关系，而是人心的感觉。他把这一代人的生活体验和感受投射到银幕上，血脉相连，同声共气。《小武》、《站台》这些作品对一代青年成长的经验记录可能已经超出它们的艺术价值。
破破烂烂的县城从未如此神采奕奕，青春飞扬过。这个介于真正的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结构单元，使整个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前线和中转站，里面前赴后继的人们有着所有中国人的影子。
当来到城市边缘的时候，贾樟柯的镜头第一次出现凝视的感觉（世界）；当他再次回到县城时，人和事都活了过来（三峡好人）。县城是他电影真正的主角。
所以这次谈了很多关于县城的东西，也以此为基点对比了很多我们无从把握的东西。其中一个是县城青年的“突袭”。突袭可以很快到达目的地，获得新鲜和刺激，然后又很快地退回安乐窝，安全快捷，不留后患。我想这种突袭背后隐藏着一颗温暖胆怯的心，本能的欲望被大环境钳制着，但仍找机会满足一下。有着突袭特征的并不只是县城的兄弟们。
这导言讲了跟没讲一样，贾樟柯自己也说的不清楚。我还是觉得讲县城至少先做一点社会经济学的分析吧。
http://keyan6829.blogbus.com/logs/16962006.html
《城市画报》203期登了对贾樟柯的专访，一直在网上搜索不到文本，结果一直等到204期都出来了，还找不到，偏偏我这段时间又特别忙，于是，下午去了打字店打，本来以为只有5个页码，谁知竟是16个页码，花了我75元money，那个心痛啊！
但是，如果你在国外，看不到这期《城市画报》，碰巧也是70年代生人，又碰巧也是从小县城出来，那么也许会对这篇访问有点兴趣。
对于我来说，之前在脑中还不是很清楚的东西，现在清晰了。
《贾樟柯现代启示录》
城市画报：2007年初，35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导演参加柏林电影节所做的“天才训练营”，你以主持人的身份参与了这个活动，感觉这些年轻人与国内的青年有哪些不同？
贾樟柯：这些学员来自世界各地，欧美、南美、亚洲都有。最直观的印象是消费主义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很小。他们对物质的热衷远没有我们这边那么高，特别是欧美的学生非常朴素。(是不是因为我们刚刚进入消黄社会，所以会对物质更热衷一些? )这个可以理解，我对这个是比较宽容的。现在的年轻人毕竟生活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里，大家的关注点都在这里。中国过去太穷，物质太贫乏，今天的状况是一个反弹。
城市画报：那对后市的看法怎样？
(笑)贾樟柯：我相信过了这个阶段，人们的选择会多一点。欲望不会熄灭，但会更多元，除了物质欲望，精神层面、艺术层面的欲望也会萌生，那时候另外一种价值的实现会得到应有的尊重。现在的问题是全社会只尊重“赚钱”这一种价值，我觉得很可惜。
城市画报： 你曾经提到“反叛文化”在沦丧。
贾樟柯：是的，挑战这个社会陈规的人越来越少。社会和商业总体上都是惰性的，因为它们都主张安全、常规，依据旧有经验做事。相比“五四”时期、1980年代，现在的”反叛文化”的确很低落。年轻人应该是一个社会最活泼、最反叛、最正直、最善良的一个群体。现在他们的顽皮劲儿、反叛劲儿都不够，太温顺，就像我身边年轻的工作人员，不抽烟不喝酒，生活得很规律很养生。以前我们是以糙为美，初中高中就开始抽烟喝酒，虽然不好，但会有一股粗野的力量；现在的年轻人很爱惜自己，把生活打理得有条有序，该买房买房该按揭按揭该玩信用卡玩信用卡。哈哈，这个——其实也挺好的，但总感觉有点遗憾。
城市画报：年轻人的叛逆是推动社会发生变比的一种原始力量，之前反叛可能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要冲击上一代人的陈规旧俗，但现在这个功能似乎正在缺失或者弱化，这是不是你遗憾的原因?
贾樟柯：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也有反叛情怀，只不过我们以前的反叛是接触式的，像我拍电影社会理想色彩比较强烈，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观察感受转化为一种公共信息，参与到社会改造里面去。现在他们更喜欢闷在自己心里，行动力不足，可能社会理想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衰退了——这个也没有什么留恋的，不能说是进步或是退步，只能说是有了一种新的情况。对个体来说，你不能要求他有那么多公共意识，独善其身也挺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城市画报：说到公共空间的建设，你这样的第六代和之前的第五代导演都有很强烈的参与愿望。
贾樟柯：这些人拍出来的电影往往被称作作者电影，就是包含公共意识和社会理想的电影作品，本应是可以被许多人欣赏和理解的主流作品，它之前也确实是，但在这个消费社会，它被边缘化了，好像变成一个非常小众的作品。这个关系很像鬼打墙，弯弯绕。
城市画报： 你出成长1970年代，对这个从“主流”到“非主流”的过程应该有比较深的切身感受吧?
贾樟柯：1989年之后中国文化变化比较快。一方面是精英知识分子、精英思想彻底边缘化；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被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点上。青年文化也会随着这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做调整。至于你提到的“文艺复兴”，我想不应该是一种拯救式的复兴，我们应该做的其实是等待，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是物质，物质的问题需要从物质层面去解决，并非一帮知识精英投身到里面去呼吁去努力就能带来一个复兴。所谓“文艺复兴”应该是整个社会的精神体系的一次重塑，只会发生在人们又需要过精神生活的时候。现在人们需要精神生活吗?不需要只要娱乐就够了。现在社会的兴奋点在钱上面。当财富物质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发现物质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文艺复兴的时代就会到来。
城市画报： 一切都只是自然而然？
贾樟柯：也应该有人积极参与其中。我最近读书发现，在民国的时候蔡元培先生就提出过“美术救国”，在当时满目疮痍的状况下，很不可思议。他的意思就是，物质的积累并不能证明一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必须可以生产新的文化经验，并输出为全人类所分享。所以，现在文艺边缘化并非文艺自身的强弱所决定，放到历史场景中去看，这只是它遭遇的一个必经阶段。而且它经历的这个阶段很有中国特色，比如欧洲也在为自己的文化担忧，但你看他们很主流的政治类财经类杂志中都有影评和书评。欧洲也很商业，但已经具备一个很好的机制去容纳低潮时期的文化、文艺，有一个维护文化系统的意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这么一个自觉的系统意识。
城市画报：你出生在1970年，经历了当代青年文化从产生到分流的过程，有哪些印象?
贾樟柯：我是泡在录像厅里长大的，可以说亲身经历了这个从生根、发芽到长大到看不清楚的过程(笑)。我觉得经历了几个阶段：早期青年文化是和大众流行文化结合在一起的。1977年我读小学时，基本上还是革命文艺盛行的时候，根本没有流行文化。之后随着我长大慢慢就有了电视，有了电视就有了春节晚会、《霍元甲》和《血疑》，后来又有了走私的录音机，有了录音机就有了邓丽君、刘文正和张帝。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录像厅，成龙的、张彻导演的、吴宇森的、徐克的电影进来了，那时候我开始天天泡在录像厅。整个流行文化或者说青年文化就这样出现了，作为对革命文艺的一个反叛，它很快得到了我这样的青少年的追捧。这个大众流行文化兴起的阶段，也是一个社会主流思想解冻的年代。像我老家汾阳这样一个山西小城里，新华书店里到处是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这些人的哲学书籍。当时是没有非主流文化这种说法的，因为上面提到的这些流行文化／青年文化都是社会的主流文化脉动，经济改革需要文化上的呼应，所以当时的主流社会文化也强调探索和实验。那时候如果你保守的话你才是非主流。青年文化和大众流行文化就这样掺和在一起，又一起被裹挟在整个社会的泥石流当中。1989年之后，主流意识形态开始收缩，日趋保守。当时一些有行动能力的人在内心开始产生抵触情绪，开始选择这种独立的姿态，这种态度本身就代表了一种非主流的立场。就这样，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身份独立的人，他们选择了过一种脱离体制的生活。这些人被称作自由职业者，如果他恰好拍电影就会被称作独立电影导演。就这样，我们现在所说的非主流文化渐渐成型。1993年我读大学时，年轻人对非主流文化还是非常认同的，而且也确实存在着一个活跃的非主流文化。
城市画报：主张实验和探索的非主流文化开始成为青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领域首先做出作品来的应该是摇滚乐。
贾樟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张专辑，之后“魔岩三杰”也很轰动。我刚入学时，有人在学校食堂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一下就来了十几支乐队，都是毛头小伙子，很愤怒。年轻人很热爱这种文化，就是因为它张扬反叛。那时候马甸附近的几个大楼里经常会有行为艺术和现代摄影展。我印象很深的是去民族宫那边看一个大型现代艺术展，下着大雪，人们扶老携幼一起去看，结果去了之后才知道展览已经被封了。当时，这种非主流文化的确是青年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城市画报：紧接着下一个阶段就来了，一部分人的青年文化开始和大众流行文化分道扬镳。
贾樟柯：应该是在2000年前后，1997、1998年吧，第二次改革，然后“哗”消费主义成了大众文化的主流，然后就是时尚。我觉得我们一直忽视了一点，就是时尚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它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结合得非常完美。以我拍电影为例，如果我拍一部类似《云水谣》这样的偏主旋律的电影，就会得到两个保障：首先很多的电影院会向我开放，我会得到更多的放映时空；然后中央台这样的大众媒体会向我开放它的宣传平台。这时时尚会跟进，大品牌会来和你合作——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曝光。这样两股力量会制造一个流行出来，年轻人没有分辨能力就会被裹挟进去。比如说周杰伦在内地的流行，除了自身价值，也与中国移动请他作代言人在中央台不断播放有关。
城市画报： 小时候看到自己喜欢的港台歌星突然开始在春节晚会唱歌，有种失落的感觉，好像他背叛了我。
贾樟柯：“春晚”是意识形态的认证，能上这个晚会证明政府很喜欢你，商业活动是流行度加商业价值，合流得很厉害，互相会促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非主流文化就被边缘化得特别厉害。 (同样是舶来品，时尚文化则畅行无阻)因为它是很安全的一种流行文化，促进消费欲望，对主流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威胁。
……
城市画报：你拍作者电影，以电影叙事讲述自己对当下社会的观察和发现，属于严肃叙事的范畴。第六代导演里面也有很多人做类似的事，有没有想过这是第五代或说1980年代某些特质的延续?
贾樟柯：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阅读的乐趣，而这个阅读又引导我开始思考社会。初中的时候，我看路遥的小说《人生》，主人公高家林一身武艺却没有空间施展最终酿成悲剧，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他的农村户口。读后受到强烈的冲击，自然就会去思考“户口”这个东西，然后就在身边寻找它的痕迹。我们县城的同学吃公粮，班上农村来寄读的同学可是每天红薯烤窝头片，天天看书到十一二点——他们只有这一个机会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进而改变命运，但是以前我对“户口”是没有概念的，因为生下来就是这样的嘛。这之后对一切司空见惯的东西就多了一个怀疑的态度，有一个很小的思考能力进入了我的身体。所以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严肃阅读改变了我。
城市画报：严肃阅读很重要，尤其在一个人很年轻的时候。现在信息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阅读也是。
贾樟柯：看博客也可以是严肃阅读，你看徐静营的博客和看厉以宁、温铁军的博客就不一样。严肃的阅读很重要，就像严肃的文化生活一样，否则时间久了就会出问题。
城市画报：严肃博客也好，严肃书籍也好，这些是严肃阅读的基础，都需要有人坚持“生产”才行。
贾樟柯：“坚持”、 ”固守”这些词已经被用得很俗了，但客观来说如果没有一批人始终坚持维护这个系统，改革30年甚至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成就又被洗劫一空，当我们意识到需要这个系统时还需要重头再来，就太惨了。
城市画报：也还有一些人在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贾樟柯：对，像朱学勤、郎咸平、陈丹青这些知识分子对现实保持着长期的关照和发言习惯，然后他们的观点又通过主流媒体传播出去，很不错。
城市画报： 消费主义兴起后，也曾经产生一些文化商品对呆板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颠覆，风靡一时，比如《我爱我家》这样的情景喜剧，你如何看待王朔他们的作品?
贾樟柯：这些作品我接触得很少，一看气场不对就放弃了。
城市画报：1989年之后，知识分子成了一个尴尬的群体，有一部分退回书斋寻找精神资源，有一部分开始和商业文化合作，但都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贾樟柯：经过那么多政治运动，知识分子身上已经有了很多毛病，最要命的一点是“思”和”行”的不统一。他所持的思想很先进，但落实到个人去行动的时候根本不履行。会场上当思想家，会场外当流氓，有时候还冒充黑社会，一个比一个凶悍。这会影响到这个价值观的可信度，在公共空间的传播效果会打折扣。当然，他们有一个理由，就是凭什么你们那么干让我去——，说得也有道理，但如果那样你可以不去扮演一个产生思想的角色。
城市画报：退回去“独善其身”。
贾樟柯：“独善其身”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所谓“善其身”其实是有维护个人价值的要求的。这一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做得比现在好很多，当他的立场和信仰受到破坏时，他会不顾一切地站出来。
城市画报：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优质的城市电影，这是否是固为城市文化还没有真正发育起来?
贾樟柯：中国还处在一个城市化的过程里，城市化的程度还不够。我们拿北京来说，还是一个农业色彩很强的城市，周围被广阔的农村所包围，工商业不够发达，权力处于中心位置。 我们这些以流动人口身份进入大城市的移民与农业的关系是切不断的。20岁以前的经验是农业社会的，20岁后带着这个经验来 到城市，我们的时间不过十几年，农业气氛还很强，还没有形成一种纯粹的城市文化。除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少数城市具备比较久的商业传统，中国大部分城市仍然处于农业文明阶段。我们拥有的是这样的城市生活经验，非要去拍想像中的现代城市生活往往会露怯。
城市画报：还处于一个发展阶段。
贾樟柯：我们看很多影视作品中，主人公早餐一定要吃面包抹黄油，但其实整个城市的大部分人是在喝稀饭吃油条，很多东西被从画面上过滤掉了，其实唱稀饭吃油条就不城市了吗，这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创作上的不自信。不只是创作者，中国人都是很小心翼翼的。前段在成都拍片子，我看到很多穿名牌的女孩，皮带、包连T恤都是LV，全身都是Logo，面对时尚还是太紧张了。
城市画报：县城是一个很好的结合体．它是城市结构，但接近农村，是农民进城的第一站，通过它下一代人就能很便利地进入到大城市中去。
贾樟柯：县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小，生活在里面的人的触角可以伸到任何一个角落。街上随便见到一个人，都会知道他是哪条街哪个储蓄所的营业员，城里新来一个人大家都能看出来。从县城里出来的孩子有比较多的江湖经验，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冲出去在成长过程中都已经练习过了。
城市画报：城市化进程在飞速发生， 你感觉县城发生变化了吗?
贾樟柯：没什么变化，生活的本质还是那样。 (网吧建了很多．网络会不会对那里的人有什么影响？)我们可能把网吧所能造成的影响估计得过高了。我们那的网吧，人们还是在里面看电影，打游戏，光着膀子带着女朋友在同城聊天室里骂。但这一切完了之后，他们还是会一帮哥们聚到一起去玩。我觉得“聚众”是县城生活的一个特点，我小时候结拜七八个兄弟，会一起去谁家吃饭去哪里游荡。这一点到现在都没变，改变的只是交通工具由自行车变成了摩托或者汽车。以前”奔袭”的目标可能是去哪个村子打一宿麻将，现在可能是去太原、北京看演唱会、洗桑拿了。
城市画报： “奔袭”是个很寓意的行为。
贾樟柯：一条街15分钟就能走一遍，来来往往几十年太熟悉，就会出去看热闹，但县城仍是他们最安全最温暖的据点，奔袭获得新鲜感后，很快就又会骑着摩托车赶回来。
城市画报：你觉得网络会对新一代形成什么样的影响?
贾樟柯：网络上的信息很多，拆墙更容易一些，他们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空间感。这个世界已经开始这样设计了，那么他们在网络中长大将来肯定会十分游刃有余。问题可能就是会陷入一种信息困境，由于信息太多，难以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对比网络和现实，你可以发现其实很多东西被屏蔽在了外面。解决的办法就是多关注你身边的现实，你的观点和立场就来自脚下踏实的现实。
城市画报：网络对骂和网游呢?
贾樟柯：这是一种利比多的释放吧。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一个缺乏建设性的虚无空间里，实际浪费了很多生命资源。
城市画报： 你的电影一直围绕当下社会的青年展开，那以后会固定在这里面吗?
贾樟柯：开始对历史感兴趣。有一天查看自己的书架，突然发现有一半是历史书，近四五年来无意识地买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很多历史时刻还被迷雾笼罩着，比如“文革”，比如1949年、1927年、国共关系以及晚清。吸引我关注历史的不是历史本身的吸引力，而是因为历史的很多遗留物在当代还存在着没有解决，只要你关注中国的现实就一定会回到历史中去。
城市画报：比如?
贾樟柯：比如说中国人的斗争哲学到现在还这么强大，协作性为什么会不好。在北京你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你丫牛B，操，灭了你”，听得到硝烟的味道，怎么变成这样的?用阿城的话说，中国一直没有文化，都是“武化”，一直强调斗争，而且相当残酷，必须有的人胜出有的人落败。我们必须要用斗争来判断自己，因为我们没有信心。
城市画报：信心?
贾樟柯：对，是文化自信心。我记得《小武》出来后，有一个记者做采访，一直追问我从汾阳那样一个小地方来到北京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是如何克服自卑感的。我告诉他，我根本没有自卑啊，北京和汾阳有什么不同吗?有的人可能会依照城乡差别产生自豪或者自卑，但其实这种差别只是1949年之后才被放大的，以前资源分配是很平均的。以前汾阳有飞机场有铁路有各种工厂，我们中学的学生留日留美的多了，差别没有那么大。但如果看不到这种阶段性变化，就会产生盲目的自豪或者自卑，而当国门打开之后看到发达国家，整个民族就会形成一种系统性的不自信。如果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有目标的话，那么应该是给这个民族带来文化上的自信心。
城市画报：在这方面我们走了多远?
贾樟柯：走了……不怎么远(笑)。我觉得有一点是要警惕的，就是过度的自信并不是真正的自信。有一次在柏林碰到一群山西老乡，都是企业家，其中一个拿出一个电热杯和一袋小米一定要翻译告诉服务员去给自己熬小米粥。翻译被弄得十分窘迫，一群穿着黑西装的人就在旁边哈哈大笑。只有文化上极度不自信的人才会做出这么骄横跋扈的事情。
城市画报：大家的认识还是很不清楚。
贾樟柯：公共系统中，传统中国人的谦逊恭让不见了。甚至，一种教养会被误解，你很谦逊，他就说你不自信，你很平等恭让，他就认为你不牛B，所以闹得北京这个城市人人要牛B——你车绝对不能超我前头，我想坐哪就坐哪。教养被一个叫牛B的东西给取代了，好像爆发瞬间的快感大于价值观一样。
城市画报： “教养”这个词好像已经被从主流价值观里剔除掉了。
贾樟柯：这些教养其实都是被局部历史破坏掉的。我记得小时候身边还有一些从民国过来的老人，从他们身上还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中的谦逊、恭顺、谦让这些礼数。但经过“文革”这样的社会运动以及后来商业文化的冲击，礼数在牛B哄哄的城市里已经见不到了。相对来说，这种教养可能保持在小城市和农村来的孩子身上——当然这不是出身论。最没有教养的可能是革命世家系统出身的人，他们从革命暴力中过来，又经历单位大院中的人际倾轧，容易失去理智和教养。军队大院看不起工人大院，工人大院看不起街道，街道看不起平民，牛B文化就是这么形成的。它来自一种叫”等级”的东西，而最可悲的是支撑这种等级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已经崩溃了。牛B文化其实是遗老遗少的文化，牢骚最多的最牛B的是失去最多的。
城市画报：教养依托的环境是?
贾樟柯：应该是家族。家族的约束力形成了教养，人们会因为家族的声誉而去做或者不做一些事，这就是贵族，它评测的标准不是拥有多少金钱和资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价值是附着在这上面的，当然这个体系也有它的劣根性，对个体的自由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限制。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变成了现在这种状况，我们只能保持一种文化上的自省，因为我们谈到的这些毒素在我们身上都有，没有人能幸免。
城市画报：很多变化在发生，家族的社会结构已经被破坏而且可能会瓦解，“仁、义、礼、智、信”被什么取代了?
贾樟柯：实用主义成为一个主流价值，人们以此为价值构建自己的大部分关系网，展开大部分社会活动。
城市画报：我注意到主流媒体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两种倾向性很明显的描述方式：一种是青春期性交堕胎、高考压力下自杀、为上网弑父，主要出现在报纸上；另一种是“超级女声”、 “加油!好男儿”，好像爷爷看着孙子孙女调皮，很宽容很慈祥，主要出现在电视上。
贾樟柯：第一种是受威胁的成人世界对青少年的妖魔化。至于第二种，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社会假想。 “超级女声“有点像“高考”，好像社会是公平的。 “高考”公平的背后掩盖的是户籍制度、城乡差别这些极度的不公平。 “超级女声”是商业内部的“高考”，以这种平等掩盖成名机会的不平等——你不需要家里有钱，也不需要10万块的服装赞助费，不需要很大资金包装，只要唱歌就能获得明星的身份。我觉得“高考”、 “超级女声”之所以能形成万众瞩目的社会现象，都是对一些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回应。此外，还要留意”超级女声”背后的麻醉性，有人说“超级女生”是社会民主实验，这就有点一厢情愿了。选择一个小姑娘，跟选择一个政治领袖、社会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下为我自己辛苦录入的访谈导言（部分）：
我们都很担心贾樟柯。我们是那些来自乡村、县城的兄弟们，自以为和他很亲近的人，不是人际关系，而是人心的感觉。他把这一代人的生活体验和感受投射到银幕上，血脉相连，同声共气。《小武》、《站台》这些作品对一代青年成长的经验记录可能已经超出它们的艺术价值。
破破烂烂的县城从未如此神采奕奕，青春飞扬过。这个介于真正的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结构单元，使整个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前线和中转站，里面前赴后继的人们有着所有中国人的影子。
当来到城市边缘的时候，贾樟柯的镜头第一次出现凝视的感觉（世界）；当他再次回到县城时，人和事都活了过来（三峡好人）。县城是他电影真正的主角。
所以这次谈了很多关于县城的东西，也以此为基点对比了很多我们无从把握的东西。其中一个是县城青年的“突袭”。突袭可以很快到达目的地，获得新鲜和刺激，然后又很快地退回安乐窝，安全快捷，不留后患。我想这种突袭背后隐藏着一颗温暖胆怯的心，本能的欲望被大环境钳制着，但仍找机会满足一下。有着突袭特征的并不只是县城的兄弟们。
这导言讲了跟没讲一样，贾樟柯自己也说的不清楚。我还是觉得讲县城至少先做一点社会经济学的分析吧。
2008年4月26日星期六
黑暗中的光点
黑暗之光这样的寓意，老实说有点小资，可是就是很适合雷光夏。昨晚在东方小剧场，光点乐队的音乐，和光夏键盘上暗黄色的灯光一起亮起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没有别的词去形容它。唉，我这个大型小型演唱会都没怎么听过的人，到了这种场合就如新生婴儿般获得对声音本身最初的感动，每一种乐器的音色，甚至对剧场内外每一种声响的感觉都变得敏感起来。
虽然主题是《看不见的城市》，但主要还是光夏发表过的作品的串演，并非是卡尔维诺的城市了。我并不觉得雷光夏有多么“文学”，只是我们有那么多的歌曲、专辑、演唱会，可是真正有多少人是努力用声音本身去表达想象力这个东西？
17岁就写出《逝》，那种感怀的简单大气，在后来的的雷光夏身上从未褪去。《逝》，给即将到来又永远逝去的五月。
只是不相信這樣簡單的結局，
只是懷疑起自己無悔的心情，
原來在陽光下你的背影，
竟是最后的記憶，
唇邊的一抹微笑也將隨之褪去，
五月的陽光灑下，
五月的風吹起，
一切沸騰的感情，
都將沈澱為清澈的空氣，
五月的陽光灑下，
五月的風吹起，
便是年輕的故事最瀟灑的註腳，
你我就像散開在風中，
飛揚的棉絮，
註定要生生世世流浪在天際。
虽然主题是《看不见的城市》，但主要还是光夏发表过的作品的串演，并非是卡尔维诺的城市了。我并不觉得雷光夏有多么“文学”，只是我们有那么多的歌曲、专辑、演唱会，可是真正有多少人是努力用声音本身去表达想象力这个东西？
17岁就写出《逝》，那种感怀的简单大气，在后来的的雷光夏身上从未褪去。《逝》，给即将到来又永远逝去的五月。
只是不相信這樣簡單的結局，
只是懷疑起自己無悔的心情，
原來在陽光下你的背影，
竟是最后的記憶，
唇邊的一抹微笑也將隨之褪去，
五月的陽光灑下，
五月的風吹起，
一切沸騰的感情，
都將沈澱為清澈的空氣，
五月的陽光灑下，
五月的風吹起，
便是年輕的故事最瀟灑的註腳，
你我就像散開在風中，
飛揚的棉絮，
註定要生生世世流浪在天際。
2008年4月1日星期二
格非的梦与微笑
它是一种矜持的嘲讽，也含着温暖的鼓励，鼓励我们在这个他既渴望又不屑的尘世中得过且过，苟安偷生。
——格非《蒙娜丽莎的微笑》
记不清是三年前还是更久，格非在课上讲到的那个从楼上翩然而下的“最后的贵族”，终于落到《蒙娜丽莎的微笑》中重生。我只是模糊记得，在课上讲起胡河清的笑话并没有掩饰住对于他的死的沉重。老实说阅读之中我几度怀疑这应该是一篇缅人的散文，到结尾的梦境时才确认这又是另一个关于格非他自己，关于绝望与希望的故事。在我自己的阅读中，老实说，格非写梦境早已无甚新鲜特别，人面桃花系列也反复出现，甚至近乎老套，“微笑”的隐喻早就被《伯格曼的微笑》所揭示。可是这一次再读“微笑”，从梦境中走出来，我竟有长长的怅然，郁郁不得解。和近乎揶揄地对待《山河入梦》的心情大为不同，莫非我真的老了？
原本我这个小说入门者无甚发言权。自《褐色鸟群》起我一直对格非的小说一知半解，迟迟入不了门，总觉得什么地方咯硬不顺畅。大约我读书常常见树不见林，过分拘泥细节，叙事学也念得太差。要我讲出一篇小说的好坏来我也只能支支吾吾退缩不前。可是我这个笨拙的读者却也发现格非变“笨拙”了，他收起了他擅长的某一面，开始了“执着”的笨拙，当然也不会讨着好。《人面桃花》系列某些沉重的部分常常和他的叙事互相牵制，过了，或不及。可是《微笑》却好像变轻松了，有了很多真正是“趣味”的地方，非常的亲切平易，也许这“轻”的底子才是让我怅然无法释怀的原因。
也许我也是被他的小说嘲讽和鼓励而苟且偷生的人。因此我愿意勇敢的说这是我看过格非小说最喜欢的一篇。推荐。
——格非《蒙娜丽莎的微笑》
记不清是三年前还是更久，格非在课上讲到的那个从楼上翩然而下的“最后的贵族”，终于落到《蒙娜丽莎的微笑》中重生。我只是模糊记得，在课上讲起胡河清的笑话并没有掩饰住对于他的死的沉重。老实说阅读之中我几度怀疑这应该是一篇缅人的散文，到结尾的梦境时才确认这又是另一个关于格非他自己，关于绝望与希望的故事。在我自己的阅读中，老实说，格非写梦境早已无甚新鲜特别，人面桃花系列也反复出现，甚至近乎老套，“微笑”的隐喻早就被《伯格曼的微笑》所揭示。可是这一次再读“微笑”，从梦境中走出来，我竟有长长的怅然，郁郁不得解。和近乎揶揄地对待《山河入梦》的心情大为不同，莫非我真的老了？
原本我这个小说入门者无甚发言权。自《褐色鸟群》起我一直对格非的小说一知半解，迟迟入不了门，总觉得什么地方咯硬不顺畅。大约我读书常常见树不见林，过分拘泥细节，叙事学也念得太差。要我讲出一篇小说的好坏来我也只能支支吾吾退缩不前。可是我这个笨拙的读者却也发现格非变“笨拙”了，他收起了他擅长的某一面，开始了“执着”的笨拙，当然也不会讨着好。《人面桃花》系列某些沉重的部分常常和他的叙事互相牵制，过了，或不及。可是《微笑》却好像变轻松了，有了很多真正是“趣味”的地方，非常的亲切平易，也许这“轻”的底子才是让我怅然无法释怀的原因。
也许我也是被他的小说嘲讽和鼓励而苟且偷生的人。因此我愿意勇敢的说这是我看过格非小说最喜欢的一篇。推荐。
2008年3月22日星期六
王汎森：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zz)
原文太长，看这里，做研究生之前看，会觉得是说教，现在看，会问，为什么我不能回到两年 前？
王汎森，1958年10月25日生，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本科（1980）和硕士（1983），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199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
一、研究生与大学生的区别
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研究生和大学生的区别。大学生基本上是来接受学问、接受知识的，然而不管是对于硕士时期或是博士时期的研究而言，都应该准备要开始制造新的知识，我们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时都会领到看不懂的毕业证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问了一位懂拉丁文的人，上面的内容为何？他告诉我：「里头写的是恭喜你对人类的知识有所创新，因此授予你这个学位。」在中国原本并没有博硕士的学历，但是在西方他们原来的用意是，恭贺你已经对人类普遍的知识有所创新，这个创新或大或小，都是对于普遍的知识有所贡献。这个创新不会因为你做本土与否而有所不同，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很用心、很深刻的思考，大学生和研究生是不同的。
（一）选择自己的问题取向，学会创新
你一旦是研究生，你就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不只是要完全乐在其中，更要从而接受各种有趣的知识，进入制造知识的阶段，也就是说你的论文应该有所创新。由接受知识到创造知识，是身为一个研究生最大的特色，不仅如此，还要体认自己不再是个容器，等着老师把某些东西倒在茶杯里，而是要开始逐步发展和开发自己。做为研究生不再是对于各种新奇的课照单全收，而是要重视问题取向的安排，就是在硕士或博士的阶段里面，所有的精力、所有修课以及读的书里面都应该要有一个关注的焦点，而不能像大学那般漫无目标。大学生时代是因为你要尽量开创自己接受任何东西，但是到了硕士生和博士生，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论文，那篇论文是你个人所有武功的总集合，所以这时候必须要有个问题取向的学习。
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跨越一个重要的领域，将决定你未来的成败。我也在台大和清华教了十几年的课，我常常跟学生讲，选对一个领域和选对一个问题是成败的关键，而你自己本身必须是带着问题来探究无限的学问世界，因为你不再像大学时代一样泛滥无所归。所以这段时间内，必须选定一个有兴趣与关注的主题为出发点，来探究这些知识，产生有机的循环。由于你是自发性的对这个问题产生好奇和兴趣，所以你的态度和大学部的学生是截然不同的，你慢慢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是一个主动的探索者，并学会悠游在这学术的领域。
怎样进入一个领域最好，我个人觉得只有两条路，其中一条就是让他不停的念书、不停的报告，这是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最快，又最方便的方法，到最后不知不觉学生就会知道这个领域有些什么，我们在不停念书的时候常常可能会沉溺在细节里不能自拔，进而失去全景，导致见树不见林，或是被那几句英文困住，而忘记全局在讲什么。藉由学生的报告，老师可以讲述或是厘清其中的精华内容，经由老师几句提点，就会慢慢打通任督二脉，逐渐发展一种自发学习的能力，同时也知道碰到问题可以看哪些东西。就像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修过一些我完全没有背景知识的国家的历史，所以我就不停的念书、不停的逼着自己吸收，而老师也只是不停的开书目，运用这样的方式慢慢训练，有一天我不再研究它时，我发现自己仍然有自我生产及蓄发的能力，因为我知道这个学问大概是什么样的轮廓，碰到问题也有能力可以去查询相关的资料。所以努力让自己的学习产生自发的延展性是很重要的。
研究生如何训练自己？就是每天、每周或每个月给自己一个挑战，要每隔一段时间就给自己一个挑战，挑战一个你做不到的东西，你不一定要求自己每次都能顺利克服那个挑战，但是要努力去尝试。我在我求学的生涯中，碰到太多聪明但却一无所成的人，因为他们很容易困在自己的障碍里面，举例来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碰到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就是没办法克服他给自己的挑战，他就总是东看西看，虽然我也有这个毛病，可是我会定期给我自己一个挑战，例如：我会告诉自己，在某一个期限内，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三行字改掉，或是这个礼拜一定要把这篇草稿写完，虽然我仍然常常写不完，但是有这个挑战跟没这个挑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挑战三次总会完成一次，完成一次就够了，就足以表示克服了自己，如果觉得每一个礼拜的挑战，可行性太低，可以把时间延长为一个月的挑战，去挑战原来的你，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不过也要切记，硕士生是刚开始进入这一个领域的新手，如果一开始问题太小，或是问题大到不能控制，都会造成以后研究的困难。
各位要记得我以前的老师所说的一句话：「硕士跟博士是一个训练的过程，硕士跟博士不是写经典之作的过程。」我看过很多人，包括我的亲戚朋友们，他之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硕士论文，或是博士论文，就是因为他把它当成在写经典之作的过程，虽然事实上，很多人一生最好的作品就是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因为之后的时间很难再有三年或六年的时间，沉浸在一个主题里反复的耕耘，当你做教授的时候，像我今天被行政缠身，你不再有充裕的时间好好探究一个问题，尤其做教授还要指导学生、上课，因此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一生最集中又精华的时间，当然就是他写博士、或是硕士论文的时候，而那一本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但不一定要刻意强求，要有这是一个训练过程的信念，应该清楚知道从哪里开始，也要知道从哪里放手，不要无限的追下去。当然我不是否认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只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论文的完成当成一个目标，不要成为是一种的心理障碍或是心理负担。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时候，那边旧书摊有一位非常博学多文的旧书店老板，我常常赞叹的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要在大学做教授。」他说：「因为那篇博士论文没有写完。」原因在于他把那个博士论文当成要写一本经典，那当然永远写不完。如果真能写成经典那是最好，就像美丽新境界那部电影的男主角JohnNash一样，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博士那二十几页的论文，不过切记不要把那个当作是目标，因为那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应该要坚定的告诉自己，所要完成的是一份结构严谨、论述清楚与言之有物的论文，不要一开始就期待它是经典之作。如果你期待它是经典之作，你可能会变成我所看到的那位旧书摊的老板，至于我为什么知道他有那么多学问，是因为那时候我在找一本书，但它并没有在旧书店里面，不过他告诉我：「还有很多本都跟他不相上下。」后来我对那个领域稍稍懂了之后，证明确实如他所建议的那般。一个旧书店的老板精熟每一本书，可是他就是永远无法完成，他梦幻般的学位论文，因为他不知道要在哪里放手，这一切都只成为空谈。
（三）论文的正式写作
1. 学习有所取舍
到了写论文的时候，要能取也要能舍，因为现在信息爆炸，可以看的书太多，所以一定要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树，首先，要有一棵自己的知识树，才能在那棵树挂相关的东西，但千万不要不断的挂不相关的东西，而且要慢慢的舍掉一些挂不上去的东西，再随着你的问题跟关心的领域，让这棵知识树有主干和枝叶。然而这棵知识树要如何形成？第一步你必须对所关心的领域中，有用的书籍或是数据非常熟悉。
2. 形成你的知识树
我昨天还请教林毓生院士，他今年已经七十几岁了，我告诉他我今天要来作演讲，就问他：「你如果讲这个题目你要怎么讲？」他说：「只有一点，就是那重要的五、六本书要读好几遍。」因为林毓生先生是海耶克，还有几位近代思想大师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们受的训练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是精读原典。这句话很有道理，虽然你不可能只读那几本重要的书，但是那五、六本书将逐渐形成你知识树的主干，此后的东西要挂在上面，都可以参照这一个架构，然后把不相干的东西暂放一边。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你不可能读遍天下所有的好书，所以要学习取舍，了解自己无法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而且一但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很可能就会落得普林斯顿街上的那位旧书店的老板一般，因为阅读太多不是自己所关心的领域的知识，它对于你来说只是一地的散钱。
3. 掌握工具
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掌握语文与合适的工具。要有一个外语可以非常流畅的阅读，要有另外一个语文至少可以看得懂文章的标题，能学更多当然更好，但是至少要有一个语文，不管是英文、日文、法文……等，一定要有一个语文能够非常流畅的阅读相关书籍，这是起码的前提。一旦这个工具没有了，你的视野就会因此大受限制，因为语文就如同是一扇天窗，没有这个天窗你这房间就封闭住了。为什么你要看得懂标题？因为这样才不会有重要的文章而你不知道，如果你连标题都看不懂，你就不知道如何找人来帮你或是自己查相关的数据。其它的工具，不管是统计或是其它的任何工具，你也一定要多掌握，因为你将来没有时间再把这样的工具学会。
4. 突破学科间的界线
应该要把跨学科的学习当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跨学科涉及到的东西必须要对你这棵知识树有帮助，要学会到别的领域稍微偷打几枪，到别的领域去摄取一些概念，对于本身关心的问题产生另一种不同的启发，可是不要泛滥无所归。为什么要去偷打那几枪？近几十年来，人们发现不管是科学或人文，最有创新的部份是发生在学科交会的地方。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学科大部分都在西方十九世纪形成的，而中国再把它转借过来。十九世纪形成这些知识学科的划分的时候，很多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思想跟学术背景，比如说，中研院的李院长的专长就是物理化学，他之所以得诺贝尔奖就是他在物理和化学的交界处做工作。像诺贝尔经济奖，这二十年来所颁的奖，如果在传统的经济学奖来看就是旁门走道，古典经济学岂会有这些东西，甚至心理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连John Nash这位数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学科的交界上，学科跟学科、平台跟平台的交界之处有所突破。在平台本身、在学科原本最核心的地方已经search太多次了，因此不一定能有很大的创新，所以为什么跨领域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常常一篇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最重要、最关键的，是那一个统摄性的重要概念，而通常你在本学科里面抓不到，是因为你已经泡在这个学科里面太久了，你已经拿着手电筒在这个小仓库里面照来照去照太久了，而忘了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更好解释你这些材料的现象，不过这些东西可遇而不可求。John Nash这一位数学家为什么会得诺贝尔数学奖？为什么他在赛局理论的博士论文，会在数十年之后得诺贝尔经济奖？因为他在大学时代上经济学导论的课，所以他认为数学可以用在经济方面来思考，而这个东西在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用处。他是在数学和经济学的知识交界之处做突破。有时候在经济学这一个部分没有大关系，在数学的这一个部分也没有大关系，不过两个加在一起，火花就会蹦出来。
5. 论文题目要有延展性
对一个硕士生或博士生来说，如果选错了题目，就是失败，题目选对了，还有百分之七十胜利的机会。这个问题值得研一、博一的学生好好思考。你的第一年其实就是要花在这上面，你要不断的跟老师商量寻找一个有意义、有延展性的问题，而且不要太难。我在国科会当过人文处长，当我离开的时候，每次就有七千件申请案，就有一万四千个袋子，就要送给一万四千个教授审查。我当然不可能看那么多，可是我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看申诉。有些申诉者认为：「我的研究计划很好，我的著作很好，所以我来申诉。」申诉通过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十，那么我的责任就是在百分之九十未通过的案子正式判决前，再拿来看一看。有几个印象最深常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这个题目不必再做了、这个题目本身没有发展性，所以使我更加确认选对一个有意义、有延展性、可控制、可以经营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学生常常选非常难的题目，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因为没有人会仔细去看你研究的困难度，对于难的题目你要花更多的时间阅读史料，才能得到一点点东西；要挤很多东西，才能筛选出一点点内容，所以你最好选择一个难易适中的题目。
我写过好几本书，我认为我对每一本书的花的心力都是一样，虽然我写任何东西我都不满意，但是在过程中我都绞尽脑汁希望把他写好。目前为止很多人认为我最好的书，是我二十几岁刚到史语所那一年所写的那本书。我在那本书花的时间并不长，那本书的大部分的稿子，是我和许添明老师同时在当兵的军营里面写的，而且还是用我以前旧的笔记写的。
大陆这些年有许多出版社，反复要求出版我以前的书，尤其是这一本，我说：「不行。」因为我用的是我以前的读书笔记，我怕引文有错字，因为在军队营区里面随时都要出操、随时就要集合，手边又没有书，怎么可能好好的去核对呢？而如果要我重新校正一遍，又因为引用太多书，实在没有力气校正。
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我后来想一想，那本书之所以比较好，可能是因为那个题目可延展性大，那个题目波澜起伏的可能性大。很多人都认为，我最好的书应该是剑桥大学出的那一本，不过我认为我最好的书一定是用中文写的，因为这个语文我能掌握，英文我没办法掌握得出神入化。读、写任何语文一定要练习到你能带着三分随意，那时候你才可以说对于这一个语文完全理解与精熟，如果你还无法达到三分的随意，就表示你还在摸索。
回到我刚刚讲的，其实每一本书、每一篇论文我都很想把它写好。但是有些东西没办法写好，为什么？因为一开始选择的题目不够好。因此唯有选定题目以后，你的所有训练跟努力才有价值。我在这里建议大家，选题的工作要尽早做，所选的题目所要处理的材料最好要集中，不要太分散，因为硕士生可能只有三年、博士生可能只有五年，如果你的材料太不集中，读书或看数据可能就要花掉你大部分的时间，让你没有余力思考。而且这个题目要适合你的性向，如果你不会统计学或讨厌数字，但却选了一个全都要靠统计的论文，那是不可能做得好。
6. 养成遵照学术格式的写作习惯
另一个最基本的训练，就是平时不管你写一万字、三万字、五万字都要养成遵照学术规范的习惯，要让他自然天成，就是说你论文的脚注、格式，在一开始进入研究生的阶段就要培养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部份，如果这个习惯没有养成，人家就会觉得这个论文不严谨，之后修改也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你的论文规模很大，可能几百页，如果一开始弄错了，后来再重头改到尾，一定很耗时费力，因此要在一开始就养成习惯，因为我们是在写论文而不是在写散文，哪一个逗点应该在哪里、哪一个书名号该在哪里、哪一个地方要用引号、哪一个要什么标点符号，都有一定的规定，用中文写还好，用英文有一大堆简称。在1960年代台湾知识还很封闭的时候，有一个人从美国回来就说：「美国有个不得了的情形，因为有一个人非常不得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得了，他说：「因为这个人的作品到处被引用。」他的名字就叫ibid。所谓ibid就是同前作者，这个字是从拉丁文发展出来的，拉丁文有一大堆简称，像et. al.就是两人共同编的。英文有一本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就是专门说明这一些写作规范。各位要尽早学会中英文的写作规范，慢慢练习，最后随性下笔，就能写出符合规范的文章。
7. 善用图书馆
图书馆应该是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地方，不必读每一本书，可是要知道有哪些书。我记得我做学生时，新进的书都会放在图书馆的墙上，而身为学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书名看一看。在某些程度上知道书皮就够了，但是这仍和打计算机是不一样的，你要实际上熟悉一下那本书，摸一下，看一眼目录。我知道现在从计算机就可以查到书名，可是我还是非常珍惜这种定期去browse新到的书的感觉，或去看看相关领域的书长成什么样子。中研院有一位院士是哈佛大学信息教授，他告诉我他在创造力最高峰的时候，每个礼拜都到他们信息系图书室里，翻阅重要的信息期刊。所以图书馆应该是身为研究生的人们，最熟悉的地方。不过切记不重要的不要花时间去看，你们生活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跟我生长在信息贫乏的时代是不同的，所以生长在这一个时代的你，要能有所取舍。我常常看我的学生引用一些三流的论文，却引得津津有味，我都替他感到难过，因为我强调要读有用、有价值的东西。
8. 留下时间，精致思考
还要记得给自己保留一些思考的时间。一篇论文能不能出神入化、能不能引人入胜，很重要的是在现象之上作概念性的思考，但我不是说一定要走理论的路线，而是提醒大家要在一般的层次再提升两三步，conceptualize你所看到的东西。真切去了解，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整体意义是什么？整体的轮廓是什么？千万不要被枝节淹没，虽然枝节是你最重要的开始，但是你一天总也要留一些时间好好思考、慢慢沉淀。conceptualize是一种非常难教的东西，我记得我念书时，有位老师信誓旦旦说要开一门课，教学生如何conceptualize，可是从来都没开成，因为这非常难教。我要提醒的是，在被很多材料和枝节淹没的时候，要适时跳出来想一想，所看到的东西有哪些意义？这个意义有没有广泛连结到更大层面的知识价值。
傅斯年先生来到台湾以后，同时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及台大的校长。台大有个傅钟每小时钟声有二十一响、敲二十一次。以前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钟声二十一响》，当时很轰动。他当时对这二十一响解释是说：因为台大的学生都很好，所以二十一响是欢迎国家元首二十一响的礼炮。不久前我发现台大在每一个重要的古迹下面竖一个铜牌，我仔细看看傅钟下的解释，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傅斯年当台大校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人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另外三小时是要思考的。」所以才叫二十一响。我觉得这句话大有道理，可是我觉得三小时可能太多，因为研究生是非常忙的，但至少每天要留个三十分钟、一小时思考，想一想你看到了什么？学习跳到比你所看到的东西更高一点的层次去思考。
9. 找到学习的楷模
我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每次写报告头皮就重的不得了，因为我们的英文报告三、四十页，一个学期有四门课的话就有一百六十页，可是你连脚注都要从头学习。后来我找到一个好法，就是我每次要写的时候，把一篇我最喜欢的论文放在旁边，虽然他写的题目跟我写的都没关系，不过我每次都看他如何写，看看他的注脚、读几行，然后我就开始写。就像最有名的男高音Pavarotti唱歌剧的时候都会捏着一条手帕，因为他说：「上舞台就像下地狱，太紧张了。」他为了克服紧张，他有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捏着白手帕。我想当年那一篇论文抽印本就像是我的白手帕一样，能让我开始好好写这篇报告，我学习它里面如何思考、如何构思、如何照顾全体、如何用英文作脚注。好好的把一位大师的作品读完，开始模仿和学习他，是入门最好的方法，逐步的，你也开始写出自己的东西。我也常常鼓励我的学生，出国半年或是一年到国外看看。像现在国科会有各式各样的机会，可以增长眼界，可以知道现在的餐馆正在卖些什么菜，回来后自己要作菜也才知道要如何着手。
王汎森，1958年10月25日生，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本科（1980）和硕士（1983），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199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
一、研究生与大学生的区别
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研究生和大学生的区别。大学生基本上是来接受学问、接受知识的，然而不管是对于硕士时期或是博士时期的研究而言，都应该准备要开始制造新的知识，我们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时都会领到看不懂的毕业证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问了一位懂拉丁文的人，上面的内容为何？他告诉我：「里头写的是恭喜你对人类的知识有所创新，因此授予你这个学位。」在中国原本并没有博硕士的学历，但是在西方他们原来的用意是，恭贺你已经对人类普遍的知识有所创新，这个创新或大或小，都是对于普遍的知识有所贡献。这个创新不会因为你做本土与否而有所不同，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很用心、很深刻的思考，大学生和研究生是不同的。
（一）选择自己的问题取向，学会创新
你一旦是研究生，你就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不只是要完全乐在其中，更要从而接受各种有趣的知识，进入制造知识的阶段，也就是说你的论文应该有所创新。由接受知识到创造知识，是身为一个研究生最大的特色，不仅如此，还要体认自己不再是个容器，等着老师把某些东西倒在茶杯里，而是要开始逐步发展和开发自己。做为研究生不再是对于各种新奇的课照单全收，而是要重视问题取向的安排，就是在硕士或博士的阶段里面，所有的精力、所有修课以及读的书里面都应该要有一个关注的焦点，而不能像大学那般漫无目标。大学生时代是因为你要尽量开创自己接受任何东西，但是到了硕士生和博士生，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论文，那篇论文是你个人所有武功的总集合，所以这时候必须要有个问题取向的学习。
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跨越一个重要的领域，将决定你未来的成败。我也在台大和清华教了十几年的课，我常常跟学生讲，选对一个领域和选对一个问题是成败的关键，而你自己本身必须是带着问题来探究无限的学问世界，因为你不再像大学时代一样泛滥无所归。所以这段时间内，必须选定一个有兴趣与关注的主题为出发点，来探究这些知识，产生有机的循环。由于你是自发性的对这个问题产生好奇和兴趣，所以你的态度和大学部的学生是截然不同的，你慢慢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是一个主动的探索者，并学会悠游在这学术的领域。
怎样进入一个领域最好，我个人觉得只有两条路，其中一条就是让他不停的念书、不停的报告，这是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最快，又最方便的方法，到最后不知不觉学生就会知道这个领域有些什么，我们在不停念书的时候常常可能会沉溺在细节里不能自拔，进而失去全景，导致见树不见林，或是被那几句英文困住，而忘记全局在讲什么。藉由学生的报告，老师可以讲述或是厘清其中的精华内容，经由老师几句提点，就会慢慢打通任督二脉，逐渐发展一种自发学习的能力，同时也知道碰到问题可以看哪些东西。就像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修过一些我完全没有背景知识的国家的历史，所以我就不停的念书、不停的逼着自己吸收，而老师也只是不停的开书目，运用这样的方式慢慢训练，有一天我不再研究它时，我发现自己仍然有自我生产及蓄发的能力，因为我知道这个学问大概是什么样的轮廓，碰到问题也有能力可以去查询相关的资料。所以努力让自己的学习产生自发的延展性是很重要的。
研究生如何训练自己？就是每天、每周或每个月给自己一个挑战，要每隔一段时间就给自己一个挑战，挑战一个你做不到的东西，你不一定要求自己每次都能顺利克服那个挑战，但是要努力去尝试。我在我求学的生涯中，碰到太多聪明但却一无所成的人，因为他们很容易困在自己的障碍里面，举例来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碰到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就是没办法克服他给自己的挑战，他就总是东看西看，虽然我也有这个毛病，可是我会定期给我自己一个挑战，例如：我会告诉自己，在某一个期限内，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三行字改掉，或是这个礼拜一定要把这篇草稿写完，虽然我仍然常常写不完，但是有这个挑战跟没这个挑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挑战三次总会完成一次，完成一次就够了，就足以表示克服了自己，如果觉得每一个礼拜的挑战，可行性太低，可以把时间延长为一个月的挑战，去挑战原来的你，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不过也要切记，硕士生是刚开始进入这一个领域的新手，如果一开始问题太小，或是问题大到不能控制，都会造成以后研究的困难。
各位要记得我以前的老师所说的一句话：「硕士跟博士是一个训练的过程，硕士跟博士不是写经典之作的过程。」我看过很多人，包括我的亲戚朋友们，他之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硕士论文，或是博士论文，就是因为他把它当成在写经典之作的过程，虽然事实上，很多人一生最好的作品就是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因为之后的时间很难再有三年或六年的时间，沉浸在一个主题里反复的耕耘，当你做教授的时候，像我今天被行政缠身，你不再有充裕的时间好好探究一个问题，尤其做教授还要指导学生、上课，因此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一生最集中又精华的时间，当然就是他写博士、或是硕士论文的时候，而那一本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但不一定要刻意强求，要有这是一个训练过程的信念，应该清楚知道从哪里开始，也要知道从哪里放手，不要无限的追下去。当然我不是否认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只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论文的完成当成一个目标，不要成为是一种的心理障碍或是心理负担。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时候，那边旧书摊有一位非常博学多文的旧书店老板，我常常赞叹的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要在大学做教授。」他说：「因为那篇博士论文没有写完。」原因在于他把那个博士论文当成要写一本经典，那当然永远写不完。如果真能写成经典那是最好，就像美丽新境界那部电影的男主角JohnNash一样，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博士那二十几页的论文，不过切记不要把那个当作是目标，因为那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应该要坚定的告诉自己，所要完成的是一份结构严谨、论述清楚与言之有物的论文，不要一开始就期待它是经典之作。如果你期待它是经典之作，你可能会变成我所看到的那位旧书摊的老板，至于我为什么知道他有那么多学问，是因为那时候我在找一本书，但它并没有在旧书店里面，不过他告诉我：「还有很多本都跟他不相上下。」后来我对那个领域稍稍懂了之后，证明确实如他所建议的那般。一个旧书店的老板精熟每一本书，可是他就是永远无法完成，他梦幻般的学位论文，因为他不知道要在哪里放手，这一切都只成为空谈。
（三）论文的正式写作
1. 学习有所取舍
到了写论文的时候，要能取也要能舍，因为现在信息爆炸，可以看的书太多，所以一定要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树，首先，要有一棵自己的知识树，才能在那棵树挂相关的东西，但千万不要不断的挂不相关的东西，而且要慢慢的舍掉一些挂不上去的东西，再随着你的问题跟关心的领域，让这棵知识树有主干和枝叶。然而这棵知识树要如何形成？第一步你必须对所关心的领域中，有用的书籍或是数据非常熟悉。
2. 形成你的知识树
我昨天还请教林毓生院士，他今年已经七十几岁了，我告诉他我今天要来作演讲，就问他：「你如果讲这个题目你要怎么讲？」他说：「只有一点，就是那重要的五、六本书要读好几遍。」因为林毓生先生是海耶克，还有几位近代思想大师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们受的训练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是精读原典。这句话很有道理，虽然你不可能只读那几本重要的书，但是那五、六本书将逐渐形成你知识树的主干，此后的东西要挂在上面，都可以参照这一个架构，然后把不相干的东西暂放一边。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你不可能读遍天下所有的好书，所以要学习取舍，了解自己无法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而且一但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很可能就会落得普林斯顿街上的那位旧书店的老板一般，因为阅读太多不是自己所关心的领域的知识，它对于你来说只是一地的散钱。
3. 掌握工具
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掌握语文与合适的工具。要有一个外语可以非常流畅的阅读，要有另外一个语文至少可以看得懂文章的标题，能学更多当然更好，但是至少要有一个语文，不管是英文、日文、法文……等，一定要有一个语文能够非常流畅的阅读相关书籍，这是起码的前提。一旦这个工具没有了，你的视野就会因此大受限制，因为语文就如同是一扇天窗，没有这个天窗你这房间就封闭住了。为什么你要看得懂标题？因为这样才不会有重要的文章而你不知道，如果你连标题都看不懂，你就不知道如何找人来帮你或是自己查相关的数据。其它的工具，不管是统计或是其它的任何工具，你也一定要多掌握，因为你将来没有时间再把这样的工具学会。
4. 突破学科间的界线
应该要把跨学科的学习当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跨学科涉及到的东西必须要对你这棵知识树有帮助，要学会到别的领域稍微偷打几枪，到别的领域去摄取一些概念，对于本身关心的问题产生另一种不同的启发，可是不要泛滥无所归。为什么要去偷打那几枪？近几十年来，人们发现不管是科学或人文，最有创新的部份是发生在学科交会的地方。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学科大部分都在西方十九世纪形成的，而中国再把它转借过来。十九世纪形成这些知识学科的划分的时候，很多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思想跟学术背景，比如说，中研院的李院长的专长就是物理化学，他之所以得诺贝尔奖就是他在物理和化学的交界处做工作。像诺贝尔经济奖，这二十年来所颁的奖，如果在传统的经济学奖来看就是旁门走道，古典经济学岂会有这些东西，甚至心理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连John Nash这位数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学科的交界上，学科跟学科、平台跟平台的交界之处有所突破。在平台本身、在学科原本最核心的地方已经search太多次了，因此不一定能有很大的创新，所以为什么跨领域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常常一篇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最重要、最关键的，是那一个统摄性的重要概念，而通常你在本学科里面抓不到，是因为你已经泡在这个学科里面太久了，你已经拿着手电筒在这个小仓库里面照来照去照太久了，而忘了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更好解释你这些材料的现象，不过这些东西可遇而不可求。John Nash这一位数学家为什么会得诺贝尔数学奖？为什么他在赛局理论的博士论文，会在数十年之后得诺贝尔经济奖？因为他在大学时代上经济学导论的课，所以他认为数学可以用在经济方面来思考，而这个东西在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用处。他是在数学和经济学的知识交界之处做突破。有时候在经济学这一个部分没有大关系，在数学的这一个部分也没有大关系，不过两个加在一起，火花就会蹦出来。
5. 论文题目要有延展性
对一个硕士生或博士生来说，如果选错了题目，就是失败，题目选对了，还有百分之七十胜利的机会。这个问题值得研一、博一的学生好好思考。你的第一年其实就是要花在这上面，你要不断的跟老师商量寻找一个有意义、有延展性的问题，而且不要太难。我在国科会当过人文处长，当我离开的时候，每次就有七千件申请案，就有一万四千个袋子，就要送给一万四千个教授审查。我当然不可能看那么多，可是我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看申诉。有些申诉者认为：「我的研究计划很好，我的著作很好，所以我来申诉。」申诉通过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十，那么我的责任就是在百分之九十未通过的案子正式判决前，再拿来看一看。有几个印象最深常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这个题目不必再做了、这个题目本身没有发展性，所以使我更加确认选对一个有意义、有延展性、可控制、可以经营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学生常常选非常难的题目，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因为没有人会仔细去看你研究的困难度，对于难的题目你要花更多的时间阅读史料，才能得到一点点东西；要挤很多东西，才能筛选出一点点内容，所以你最好选择一个难易适中的题目。
我写过好几本书，我认为我对每一本书的花的心力都是一样，虽然我写任何东西我都不满意，但是在过程中我都绞尽脑汁希望把他写好。目前为止很多人认为我最好的书，是我二十几岁刚到史语所那一年所写的那本书。我在那本书花的时间并不长，那本书的大部分的稿子，是我和许添明老师同时在当兵的军营里面写的，而且还是用我以前旧的笔记写的。
大陆这些年有许多出版社，反复要求出版我以前的书，尤其是这一本，我说：「不行。」因为我用的是我以前的读书笔记，我怕引文有错字，因为在军队营区里面随时都要出操、随时就要集合，手边又没有书，怎么可能好好的去核对呢？而如果要我重新校正一遍，又因为引用太多书，实在没有力气校正。
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我后来想一想，那本书之所以比较好，可能是因为那个题目可延展性大，那个题目波澜起伏的可能性大。很多人都认为，我最好的书应该是剑桥大学出的那一本，不过我认为我最好的书一定是用中文写的，因为这个语文我能掌握，英文我没办法掌握得出神入化。读、写任何语文一定要练习到你能带着三分随意，那时候你才可以说对于这一个语文完全理解与精熟，如果你还无法达到三分的随意，就表示你还在摸索。
回到我刚刚讲的，其实每一本书、每一篇论文我都很想把它写好。但是有些东西没办法写好，为什么？因为一开始选择的题目不够好。因此唯有选定题目以后，你的所有训练跟努力才有价值。我在这里建议大家，选题的工作要尽早做，所选的题目所要处理的材料最好要集中，不要太分散，因为硕士生可能只有三年、博士生可能只有五年，如果你的材料太不集中，读书或看数据可能就要花掉你大部分的时间，让你没有余力思考。而且这个题目要适合你的性向，如果你不会统计学或讨厌数字，但却选了一个全都要靠统计的论文，那是不可能做得好。
6. 养成遵照学术格式的写作习惯
另一个最基本的训练，就是平时不管你写一万字、三万字、五万字都要养成遵照学术规范的习惯，要让他自然天成，就是说你论文的脚注、格式，在一开始进入研究生的阶段就要培养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部份，如果这个习惯没有养成，人家就会觉得这个论文不严谨，之后修改也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你的论文规模很大，可能几百页，如果一开始弄错了，后来再重头改到尾，一定很耗时费力，因此要在一开始就养成习惯，因为我们是在写论文而不是在写散文，哪一个逗点应该在哪里、哪一个书名号该在哪里、哪一个地方要用引号、哪一个要什么标点符号，都有一定的规定，用中文写还好，用英文有一大堆简称。在1960年代台湾知识还很封闭的时候，有一个人从美国回来就说：「美国有个不得了的情形，因为有一个人非常不得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得了，他说：「因为这个人的作品到处被引用。」他的名字就叫ibid。所谓ibid就是同前作者，这个字是从拉丁文发展出来的，拉丁文有一大堆简称，像et. al.就是两人共同编的。英文有一本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就是专门说明这一些写作规范。各位要尽早学会中英文的写作规范，慢慢练习，最后随性下笔，就能写出符合规范的文章。
7. 善用图书馆
图书馆应该是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地方，不必读每一本书，可是要知道有哪些书。我记得我做学生时，新进的书都会放在图书馆的墙上，而身为学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书名看一看。在某些程度上知道书皮就够了，但是这仍和打计算机是不一样的，你要实际上熟悉一下那本书，摸一下，看一眼目录。我知道现在从计算机就可以查到书名，可是我还是非常珍惜这种定期去browse新到的书的感觉，或去看看相关领域的书长成什么样子。中研院有一位院士是哈佛大学信息教授，他告诉我他在创造力最高峰的时候，每个礼拜都到他们信息系图书室里，翻阅重要的信息期刊。所以图书馆应该是身为研究生的人们，最熟悉的地方。不过切记不重要的不要花时间去看，你们生活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跟我生长在信息贫乏的时代是不同的，所以生长在这一个时代的你，要能有所取舍。我常常看我的学生引用一些三流的论文，却引得津津有味，我都替他感到难过，因为我强调要读有用、有价值的东西。
8. 留下时间，精致思考
还要记得给自己保留一些思考的时间。一篇论文能不能出神入化、能不能引人入胜，很重要的是在现象之上作概念性的思考，但我不是说一定要走理论的路线，而是提醒大家要在一般的层次再提升两三步，conceptualize你所看到的东西。真切去了解，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整体意义是什么？整体的轮廓是什么？千万不要被枝节淹没，虽然枝节是你最重要的开始，但是你一天总也要留一些时间好好思考、慢慢沉淀。conceptualize是一种非常难教的东西，我记得我念书时，有位老师信誓旦旦说要开一门课，教学生如何conceptualize，可是从来都没开成，因为这非常难教。我要提醒的是，在被很多材料和枝节淹没的时候，要适时跳出来想一想，所看到的东西有哪些意义？这个意义有没有广泛连结到更大层面的知识价值。
傅斯年先生来到台湾以后，同时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及台大的校长。台大有个傅钟每小时钟声有二十一响、敲二十一次。以前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钟声二十一响》，当时很轰动。他当时对这二十一响解释是说：因为台大的学生都很好，所以二十一响是欢迎国家元首二十一响的礼炮。不久前我发现台大在每一个重要的古迹下面竖一个铜牌，我仔细看看傅钟下的解释，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傅斯年当台大校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人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另外三小时是要思考的。」所以才叫二十一响。我觉得这句话大有道理，可是我觉得三小时可能太多，因为研究生是非常忙的，但至少每天要留个三十分钟、一小时思考，想一想你看到了什么？学习跳到比你所看到的东西更高一点的层次去思考。
9. 找到学习的楷模
我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每次写报告头皮就重的不得了，因为我们的英文报告三、四十页，一个学期有四门课的话就有一百六十页，可是你连脚注都要从头学习。后来我找到一个好法，就是我每次要写的时候，把一篇我最喜欢的论文放在旁边，虽然他写的题目跟我写的都没关系，不过我每次都看他如何写，看看他的注脚、读几行，然后我就开始写。就像最有名的男高音Pavarotti唱歌剧的时候都会捏着一条手帕，因为他说：「上舞台就像下地狱，太紧张了。」他为了克服紧张，他有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捏着白手帕。我想当年那一篇论文抽印本就像是我的白手帕一样，能让我开始好好写这篇报告，我学习它里面如何思考、如何构思、如何照顾全体、如何用英文作脚注。好好的把一位大师的作品读完，开始模仿和学习他，是入门最好的方法，逐步的，你也开始写出自己的东西。我也常常鼓励我的学生，出国半年或是一年到国外看看。像现在国科会有各式各样的机会，可以增长眼界，可以知道现在的餐馆正在卖些什么菜，回来后自己要作菜也才知道要如何着手。
2008年3月20日星期四
two countries, one system
The Economist一篇文章的标题，并无甚特别，只是点出了西藏问题多重的反讽意味。达赖和他的对手在这次事件中讽刺地处处表现相同之处。中国政府批评达赖反复无常，一边要煽动，一边要和平，而中国自身的做法更是无法理解，包括选择性地屏蔽外国媒体报道当天事件的文章，进而引起反弹性的怀疑。无论哪一边，都陷入同一种自相矛盾的逻辑中。末了文章还指出，中国政府其实也在依赖达赖来平息暴力，稳定西藏的现状。
可是这个标题的含义远远没有被阐尽。记得在多大上课讲到台湾的时候，老师也笑着用two countries, one system来指台湾和中国的现状，甚至更进一步说，应该是more countries, one system，因为这个世界都处在全球化的逻辑之中了。我甚至想说，如果真有一个地方能够创造出独立于资本主义的、适合其生存的完全不同的系统，那独不独立都是形式上的事了。可是现在物质性的事实已经改变，西藏问题已不是单纯独立可以解决，而是怎么能超越one system。这问题遂又归结到笼罩在后殖民国家身上的梦魇，争得到独立，脱不了殖民。这一点也许原本才是内地与西藏可以“合”的可能。但同一个梦想简化为同一种经济，同一种语言，同一个馒头，正是同一个系统在制造分裂的根源。
到此为止，对于明天的two countries, one system没有期待。
可是这个标题的含义远远没有被阐尽。记得在多大上课讲到台湾的时候，老师也笑着用two countries, one system来指台湾和中国的现状，甚至更进一步说，应该是more countries, one system，因为这个世界都处在全球化的逻辑之中了。我甚至想说，如果真有一个地方能够创造出独立于资本主义的、适合其生存的完全不同的系统，那独不独立都是形式上的事了。可是现在物质性的事实已经改变，西藏问题已不是单纯独立可以解决，而是怎么能超越one system。这问题遂又归结到笼罩在后殖民国家身上的梦魇，争得到独立，脱不了殖民。这一点也许原本才是内地与西藏可以“合”的可能。但同一个梦想简化为同一种经济，同一种语言，同一个馒头，正是同一个系统在制造分裂的根源。
到此为止，对于明天的two countries, one system没有期待。
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
“合”还是“分”？“中国”还是“世界”？兼答fugue
总结昨晚的关于西藏的讨论，两个主要问题，一、民族自决与分离主义如何区分；二、“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有效概念。我真是个慢热的人，此刻才有一些想法纠结在这些问题上，不吐不快。
刚刚结束孟悦的文章的翻译，加注释只有将将二万字的文章，涉及的面向从《刺马》到文学翻译、改编，再大到波及中美的社会运动，平时读书不觉得，在犄角旮旯里翻查核对注释的时候才慨叹做学问之不易。关键是文章中谈到的“上海的世界主义”的问题和上面两个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值得一说。我们平时思考问题有很多惯向，一切话语行动都有政治性，对没错，可是为什么在何种条件下变成的政治？反抗和压迫的关系又没有可能产生共同诉求？比如上海的抵制美货，是极端民族主义没错，可是更高的诉求是拆穿美国自由平等的虚假，一旦自由平等的公理被歪曲，那么危险亦有可能降临在美国人自己身上。这里，民族主义亦有可能产生世界主义。西藏问题在帝国时期至少表面上是有宗教这个共同理想在维系。解放初如果以“阶级的世界主义”这个理想去解决也有可能，可事实证明不成功。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国政府不仅是对西藏的合法性在动摇，对于农村的合法性更在动摇，最初团结农村的阶级世界主义被改革一革也革的岌岌可危。
fugue要我去看孟悦写在美国经历的那篇，其实早收在她文集里，去加拿大之前就读过了。赴加一行，对于“中国”的复杂的感情难以言尽。我曾说过，我是在大家都发现自身的局限时才最真切的感受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存在，也就是说美国同学、加拿大同学都发现有某种困境是从自己长久生活的文化和环境中来的，正是每个人的局限才有了平等对话交流的基础，也才让我感到自己的特别，我有别人没有的局限。也种感觉又重复印证在重读《倾城之恋》的过程中，正是感到自己的无助渺小才会渴望身边的人，才会在想象中让城为自己倾塌，那是抓住自己的方式，这一点，张爱玲却又和那个让出自己去寻找“主体”的凌叔华疏途同归了。
回到西藏问题，西藏自身的发展问题难道与内陆地区的问题没有交叠之处吗？西藏和其他地方难道不可以为了各自的局限展开合作吗？问题是，“主义”泛滥了很久，文化相对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我们也在很多框框民族、阶级、性别挣扎了很久，可不可以针对具体的问题重新思考“合”与“分”的尺度？也许很理想主义，可是问题要提出来，抛开了民族范畴，去定义普遍与特殊，可建设的空间有多大？在这一点上，我倾向于多一点“问题”，少一点“主义”。
刚刚结束孟悦的文章的翻译，加注释只有将将二万字的文章，涉及的面向从《刺马》到文学翻译、改编，再大到波及中美的社会运动，平时读书不觉得，在犄角旮旯里翻查核对注释的时候才慨叹做学问之不易。关键是文章中谈到的“上海的世界主义”的问题和上面两个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值得一说。我们平时思考问题有很多惯向，一切话语行动都有政治性，对没错，可是为什么在何种条件下变成的政治？反抗和压迫的关系又没有可能产生共同诉求？比如上海的抵制美货，是极端民族主义没错，可是更高的诉求是拆穿美国自由平等的虚假，一旦自由平等的公理被歪曲，那么危险亦有可能降临在美国人自己身上。这里，民族主义亦有可能产生世界主义。西藏问题在帝国时期至少表面上是有宗教这个共同理想在维系。解放初如果以“阶级的世界主义”这个理想去解决也有可能，可事实证明不成功。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国政府不仅是对西藏的合法性在动摇，对于农村的合法性更在动摇，最初团结农村的阶级世界主义被改革一革也革的岌岌可危。
fugue要我去看孟悦写在美国经历的那篇，其实早收在她文集里，去加拿大之前就读过了。赴加一行，对于“中国”的复杂的感情难以言尽。我曾说过，我是在大家都发现自身的局限时才最真切的感受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存在，也就是说美国同学、加拿大同学都发现有某种困境是从自己长久生活的文化和环境中来的，正是每个人的局限才有了平等对话交流的基础，也才让我感到自己的特别，我有别人没有的局限。也种感觉又重复印证在重读《倾城之恋》的过程中，正是感到自己的无助渺小才会渴望身边的人，才会在想象中让城为自己倾塌，那是抓住自己的方式，这一点，张爱玲却又和那个让出自己去寻找“主体”的凌叔华疏途同归了。
回到西藏问题，西藏自身的发展问题难道与内陆地区的问题没有交叠之处吗？西藏和其他地方难道不可以为了各自的局限展开合作吗？问题是，“主义”泛滥了很久，文化相对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我们也在很多框框民族、阶级、性别挣扎了很久，可不可以针对具体的问题重新思考“合”与“分”的尺度？也许很理想主义，可是问题要提出来，抛开了民族范畴，去定义普遍与特殊，可建设的空间有多大？在这一点上，我倾向于多一点“问题”，少一点“主义”。
2008年3月9日星期日
2008年2月22日星期五
叮当车百年--兼记香港电车行
坐电车的人坐电车。老实说坐电车这件事竟然被赋上了怀古浪漫的情调,
怕也多半是观光业的作用。据说上海电车百年之际,浦东又要重开有轨电
车线了,不知 该高兴还是怅惘.我觉得很奇怪,有些古迹重建,比如清华的
二校门和黄鹤楼,古意存否与建筑并不相关,似乎aura并不附着特定一物
。然而有些“复古”起到的却是毁坏的效果。浦东的电车在我而言是后
者。矛盾的是，我也是为坐电车而坐电车附庸风雅的一员。
小时候觉得电车（无轨的那种）极其蠢笨，行速不但缓慢，行到路中央
，大辫子掉了，便动弹不得，引来一堆麻烦。为什么会对电车开始产生
幻想？难道是因为《封锁》，奇怪张爱玲小说始终让我萦绕不去的两个
空间，一个是幽闭曼桢的房间，一个就是《封锁》里的电车。电车狭小
而封闭，细节就会显得格外丰富，也因为故事的转瞬即逝，很容易就将
它记下了。可这不够说明为什么单爱电车。难道是因为《咖啡时光》里
的电车？东京的电车是另外一种艺术品，可是单看着四辆电车同一时间
在城市空间的四个层面上交汇然后分离，就足以是我对它张大眼睛。
怀揣对电车的幻想，上海已寻觅不到，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也错过了，
待到终于 坐上的时候，竟然已经是在多伦多了。多伦多的streetcar运
行也有百余年的历史，依图比较，车型应该比香港的叮当车更近于老上
海的电车，但兴许是隔了一层文化，兴许是后来日日见得太多，我的幻
想化归为一种日常感了，铃声无甚特别，速度倒是比想象的快，人却是
出奇的多，周六搭上路经唐人街的电车，满车都是携着大包小包的中国
老爷爷老奶奶，让我恍有在北京挤车之感。
这次去香港，坐叮当车自然是保留节目之一。Angela嘱我一定要等到夜
黑灯亮之时。于是白日在港大附近的圣士堤反女子中学和浅水湾凭吊萧
红，后又坐车在起起伏伏的港岛闲逛半日，算准时间五点回中环的翠华
餐厅吃上汤鱼四宝，接着沾仔记一碗鲜过头的云吞下肚，带着一肚子汤
汤水水我就在德辅道中挤上了去往北角的电车。香港的电车妙在瘦削双
层。老式的那种，一层靠窗置两排长凳，肩并肩，面对面坐下，和老上
海的风味一致。头尾都有梯子通上二层，一层人多的时候挤不开，很多
车尾的人都是换到二层由尾走到头再下车。六点从中环开往港岛东的电
车，正是见缝插人的时候，挤来挤去的下班族，多已显疲态，我站在二
层，埋伏在人群里，心里却乐得自在。有趣的是还没走几站，车停了很
久没动，人群开始骚动，立刻有人边打手机边赶着下车，换到马路另一
面的车站。我再一看，原来前面两辆车擦了，其中一辆正好停在电车车
轨上。于是我在世界上最繁华拥挤的路段之一，目睹了一场大塞车的好
戏。香港交警的办事效率果然颇高，警车摩托齐出动，调解、开票、导
车，一刻钟内解决问题。蠢笨的电车这才又欢喜起来。到北角的时候，
已是霓虹灯的世界，下车在路边的市场买了几颗苹果，老板娘粤语冲我
叽叽咕咕，我一声不吭装熟客。转回中环的电车，却渐渐发现车窗外和
来时风景不一样，直至突然有一群年轻的洋人小伙，嬉笑着讨论赛马，
我才意识到坐错车了。“铃——铃——”声 把我带到一片璀璨的Happy
Valley。其时马儿还未开跑，我再浪漫一点的话，应该冲进马场赌一把。
可惜那会儿只是狼狈地在找回中环的车，脑子只认得电车轨道的路了，
却不想跑马地到中大的距离比到中环还要近得多。又顺着轨道弯弯绕绕
了许多，直到下了车，坐上天星小轮过海，心才安稳下来，想着我一趟
港岛“怀古”之旅，也算是圆满了。
可是这一行下来也没有什么“浪漫”的感觉。或者我想找的感觉又是什
么呢？在家胡乱换台时看到刘德华和陈百祥的一个老港片《摩登如来神
掌》，有一段上班时刻挤电车的场景，夸张的港片桥段，但无端的，那
近乎恶俗的市民气却好像比《色戒》里的浪漫更加感动我。再想想，我
就回到高一至高二时那一段跑月票的时光，每日起早贪黑赶公车来往与
学校和家之间。恶心的气味，困顿，迷茫的未 来，对某人的心心念念，
全混杂在一趟511路公车里，连同周围人的各样情态。 那好像是第一个
迫使我去观察不同人的细节的地方，也教会我如何欣赏不同天气里城市
的不同灯光，那时看是个苦孩子，这时看是个漫游者。原来我的电车情
结，竟始于此。
P.S. 附上1908年上海电车公司的海报。电影《骆驼祥子》，也有当年北
京有轨电车的风貌。
怕也多半是观光业的作用。据说上海电车百年之际,浦东又要重开有轨电
车线了,不知 该高兴还是怅惘.我觉得很奇怪,有些古迹重建,比如清华的
二校门和黄鹤楼,古意存否与建筑并不相关,似乎aura并不附着特定一物
。然而有些“复古”起到的却是毁坏的效果。浦东的电车在我而言是后
者。矛盾的是，我也是为坐电车而坐电车附庸风雅的一员。
小时候觉得电车（无轨的那种）极其蠢笨，行速不但缓慢，行到路中央
，大辫子掉了，便动弹不得，引来一堆麻烦。为什么会对电车开始产生
幻想？难道是因为《封锁》，奇怪张爱玲小说始终让我萦绕不去的两个
空间，一个是幽闭曼桢的房间，一个就是《封锁》里的电车。电车狭小
而封闭，细节就会显得格外丰富，也因为故事的转瞬即逝，很容易就将
它记下了。可这不够说明为什么单爱电车。难道是因为《咖啡时光》里
的电车？东京的电车是另外一种艺术品，可是单看着四辆电车同一时间
在城市空间的四个层面上交汇然后分离，就足以是我对它张大眼睛。
怀揣对电车的幻想，上海已寻觅不到，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也错过了，
待到终于 坐上的时候，竟然已经是在多伦多了。多伦多的streetcar运
行也有百余年的历史，依图比较，车型应该比香港的叮当车更近于老上
海的电车，但兴许是隔了一层文化，兴许是后来日日见得太多，我的幻
想化归为一种日常感了，铃声无甚特别，速度倒是比想象的快，人却是
出奇的多，周六搭上路经唐人街的电车，满车都是携着大包小包的中国
老爷爷老奶奶，让我恍有在北京挤车之感。
这次去香港，坐叮当车自然是保留节目之一。Angela嘱我一定要等到夜
黑灯亮之时。于是白日在港大附近的圣士堤反女子中学和浅水湾凭吊萧
红，后又坐车在起起伏伏的港岛闲逛半日，算准时间五点回中环的翠华
餐厅吃上汤鱼四宝，接着沾仔记一碗鲜过头的云吞下肚，带着一肚子汤
汤水水我就在德辅道中挤上了去往北角的电车。香港的电车妙在瘦削双
层。老式的那种，一层靠窗置两排长凳，肩并肩，面对面坐下，和老上
海的风味一致。头尾都有梯子通上二层，一层人多的时候挤不开，很多
车尾的人都是换到二层由尾走到头再下车。六点从中环开往港岛东的电
车，正是见缝插人的时候，挤来挤去的下班族，多已显疲态，我站在二
层，埋伏在人群里，心里却乐得自在。有趣的是还没走几站，车停了很
久没动，人群开始骚动，立刻有人边打手机边赶着下车，换到马路另一
面的车站。我再一看，原来前面两辆车擦了，其中一辆正好停在电车车
轨上。于是我在世界上最繁华拥挤的路段之一，目睹了一场大塞车的好
戏。香港交警的办事效率果然颇高，警车摩托齐出动，调解、开票、导
车，一刻钟内解决问题。蠢笨的电车这才又欢喜起来。到北角的时候，
已是霓虹灯的世界，下车在路边的市场买了几颗苹果，老板娘粤语冲我
叽叽咕咕，我一声不吭装熟客。转回中环的电车，却渐渐发现车窗外和
来时风景不一样，直至突然有一群年轻的洋人小伙，嬉笑着讨论赛马，
我才意识到坐错车了。“铃——铃——”声 把我带到一片璀璨的Happy
Valley。其时马儿还未开跑，我再浪漫一点的话，应该冲进马场赌一把。
可惜那会儿只是狼狈地在找回中环的车，脑子只认得电车轨道的路了，
却不想跑马地到中大的距离比到中环还要近得多。又顺着轨道弯弯绕绕
了许多，直到下了车，坐上天星小轮过海，心才安稳下来，想着我一趟
港岛“怀古”之旅，也算是圆满了。
可是这一行下来也没有什么“浪漫”的感觉。或者我想找的感觉又是什
么呢？在家胡乱换台时看到刘德华和陈百祥的一个老港片《摩登如来神
掌》，有一段上班时刻挤电车的场景，夸张的港片桥段，但无端的，那
近乎恶俗的市民气却好像比《色戒》里的浪漫更加感动我。再想想，我
就回到高一至高二时那一段跑月票的时光，每日起早贪黑赶公车来往与
学校和家之间。恶心的气味，困顿，迷茫的未 来，对某人的心心念念，
全混杂在一趟511路公车里，连同周围人的各样情态。 那好像是第一个
迫使我去观察不同人的细节的地方，也教会我如何欣赏不同天气里城市
的不同灯光，那时看是个苦孩子，这时看是个漫游者。原来我的电车情
结，竟始于此。
P.S. 附上1908年上海电车公司的海报。电影《骆驼祥子》，也有当年北
京有轨电车的风貌。
2008年2月19日星期二
鸦片与电影
从《最好的时光》中随手翻来读的一段，讲《海上花》的拍摄，真是好呀：
关于《海上花》，因为我自己曾参与，就来谈一谈好了。为什么拍《海上花》呢，其实当时是想拍《郑成功》的。《郑成功》里有一段描述他年轻时候在秦淮河畔跟妓女混在一起，为了资料搜集，我就东找西找的找到了《海上花》。两个年代差了几百年，但也算是个妓女的题材吧．就把《海上花》这本书推荐给侯孝贤导演看。那时候我也不指望他看出个什么东西来，因为我最初看《海上花》在大学，屡攻不克，读了好几次，老是挫败。没想到侯孝贤导演一看就一直看下去，而且看得津津有味。那到底他看了什么东西呢？后来聊起来，他看到……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里，曾经这样谈及《海上花》的特质；
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了一般人的生活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在我所有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
没想到侯孝贤看《海上花》看到是里头的家常、日常这些东西。这个，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电影的特色和魅力所在——日常生活的况味。换句话说，是长三书寓里浓厚的家庭气氛打动了他。借由一个百年前的妓院生活，说着他一直在说而仍感觉说不完的主题。
前年参加法国康城影展的时候，《解放报》访问他，他们提出一个“ACTION"’的问题。《解放报》说很奇怪，在《海上花》里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ACTION的之前或之后，或旁边，就没一个是ACTION，《解放报》问这是你们中国人看事情的特殊的方法吗？当时侯孝贤是这样回答的，他说：
是的，ACTION不是我感兴趣的。我的注意力总是不由自主的被其他东西吸引去，我喜欢的是时间与空间在当下的痕迹，而人在这个痕迹里头活动。我花非常大的力气在追索这个痕迹，捕捉人的姿态和神采。对我而言，这是影片最重要的部分。
他想要做这个东西。因为每个人的动力是不一样的，所要表达的自然也不一样，而侯孝贤是这个。
大家都说张爱玲是华丽的，但她自己说：“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素朴的底子。”然后她也说：“唯美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又提了一次“底子”。然后她又说：“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个底子。”张爱玲数次提到素朴的底子，《海上花》想要拍的就是这个：日常生活的痕迹，时间与空间的当下，人的神采，想要拍这个神采。
怎么来做这个底子呢？如何把它发挥出来？第一个就是你要怎样来生活，一些细节、节奏，正是它的气氛。好比抽鸦片，里头沈小红这个角色，本来是找张曼玉来演的，她第一句话就说：“语言是一个反射动作，我上海话又不好……”所以她听说对白全是要讲上海话，就有点退却的样子。后来因为档期，跟王家卫要拍的《北京之夏》有冲突所以没有演。可是她说的“语言是一种反射动作”，完全是一个好演员讲的话。然后还要做些预备，说这个鸦片我们要去搞一个真的鸦片来，要去感觉一下抽鸦片的状态是什么，不能光是装装样子。就说不管以前是拍过《胭脂扣》，或者是《风月》，里头抽鸦片就躺在那里做做样子，这不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把道具练熟，感觉你手上或是拿水烟，或是拿鸦片，都要忘记它，让它变成生活的节奏，那你在生活里头．就会有你的调调出来，你的说话的姿态，完全都变成你的一部分了。
希望演员要练这些东西，所以那时曾经托朋友从云南弄了一块鸦片，想办法把它带回来。带回来怎么去弄它昵？细节怎样？不知道。后来反而是在一本书，英国作家葛林((GrahamGreene)写的，台湾译作《沉静的美国人》(TheQuietAmerican)，讲一个美国人到越南的一些事情，里头一个越南女的烧鸦片给男主角抽，那过程写得非常仔细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才知道烧鸦片是怎么回事，那是一大块膏，要把它烧软了，弄成一坨一坨的放在签子上。《海上花》里头，很多写他们做签子，盘榻上有各种小东西，你要抽的时候，那签子都已经做好了。后来去问医生，医生说：其实鸦片就跟一种药剂的感觉差不多（他说了一种药剂的名称）。
光就抽鸦片这东西，练得最好的是梁朝伟，它已经变成整个人的一个部分，当他抽烟你就晓得不用再说一句话，不用对白，不需要前面的铺陈和后面的说明。侯孝贤大概就是喜欢做这个事情——当下的演员的这个神采，你不要去顾因果，用因果堆堆堆，堆到这个人成立。剧本我们说要建立人物，其实不是建立人物，是要他一出现你就相信他。第二个讲水烟筒。水烟筒练也是非常麻烦，最主要是纸火，因为以前没有火柴，纸火一般是灭的，就那么一截拿在手上，你要点火就。“嘘”一吹。那纸火就着了。那你拿在手上怎么拿？还要“嘘”这样一吹，很难的，非常难。练得不太好的是李嘉欣，所以在戏里头就觉得她被纸火所困；最好的是刘嘉玲，你会觉得它根本不存在。其他的比如说堂子里的规矩，怎么叫局，怎么写局票，侯孝贤说：“这一切只是为了电影的质感，一种新的跟模拟的生活质地被创造出来，这个就是电影的底色。”
摘自Fuge送我侯大导演签名的书，可是著书的明明是朱天文啊，有什么文学理论可以解释这书里侯孝贤的角色呢？当个“隐形的作者”，侯导是聪明而又幸运的。朱天文说，侯孝贤说出来的电影比他拍出来的好看太多了，可是他怎么不写呢？我替李安叹息，《十年一觉电影梦》是很好的，可是拿着一比，又有点见拙了。李安可算是半个好导演，半个好编剧，也许半个好制片人。好与不好都在于太综合了，却又是我感觉的，离最好总差那么半口气。谢谢朱天文和吴念真碰到侯孝贤。用电影去表现古典文学中“藏笔”的精髓，怕是只有侯孝贤的片子能做到了。我疑心他还嫌《海上花》里“藏”得不够。《最好的时光》里拍当代的感觉，却是“显”得不够。
鸦片怎么贩到的？我估计这都可以拍成电影。
关于《海上花》，因为我自己曾参与，就来谈一谈好了。为什么拍《海上花》呢，其实当时是想拍《郑成功》的。《郑成功》里有一段描述他年轻时候在秦淮河畔跟妓女混在一起，为了资料搜集，我就东找西找的找到了《海上花》。两个年代差了几百年，但也算是个妓女的题材吧．就把《海上花》这本书推荐给侯孝贤导演看。那时候我也不指望他看出个什么东西来，因为我最初看《海上花》在大学，屡攻不克，读了好几次，老是挫败。没想到侯孝贤导演一看就一直看下去，而且看得津津有味。那到底他看了什么东西呢？后来聊起来，他看到……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里，曾经这样谈及《海上花》的特质；
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了一般人的生活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在我所有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
没想到侯孝贤看《海上花》看到是里头的家常、日常这些东西。这个，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电影的特色和魅力所在——日常生活的况味。换句话说，是长三书寓里浓厚的家庭气氛打动了他。借由一个百年前的妓院生活，说着他一直在说而仍感觉说不完的主题。
前年参加法国康城影展的时候，《解放报》访问他，他们提出一个“ACTION"’的问题。《解放报》说很奇怪，在《海上花》里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ACTION的之前或之后，或旁边，就没一个是ACTION，《解放报》问这是你们中国人看事情的特殊的方法吗？当时侯孝贤是这样回答的，他说：
是的，ACTION不是我感兴趣的。我的注意力总是不由自主的被其他东西吸引去，我喜欢的是时间与空间在当下的痕迹，而人在这个痕迹里头活动。我花非常大的力气在追索这个痕迹，捕捉人的姿态和神采。对我而言，这是影片最重要的部分。
他想要做这个东西。因为每个人的动力是不一样的，所要表达的自然也不一样，而侯孝贤是这个。
大家都说张爱玲是华丽的，但她自己说：“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素朴的底子。”然后她也说：“唯美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又提了一次“底子”。然后她又说：“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个底子。”张爱玲数次提到素朴的底子，《海上花》想要拍的就是这个：日常生活的痕迹，时间与空间的当下，人的神采，想要拍这个神采。
怎么来做这个底子呢？如何把它发挥出来？第一个就是你要怎样来生活，一些细节、节奏，正是它的气氛。好比抽鸦片，里头沈小红这个角色，本来是找张曼玉来演的，她第一句话就说：“语言是一个反射动作，我上海话又不好……”所以她听说对白全是要讲上海话，就有点退却的样子。后来因为档期，跟王家卫要拍的《北京之夏》有冲突所以没有演。可是她说的“语言是一种反射动作”，完全是一个好演员讲的话。然后还要做些预备，说这个鸦片我们要去搞一个真的鸦片来，要去感觉一下抽鸦片的状态是什么，不能光是装装样子。就说不管以前是拍过《胭脂扣》，或者是《风月》，里头抽鸦片就躺在那里做做样子，这不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把道具练熟，感觉你手上或是拿水烟，或是拿鸦片，都要忘记它，让它变成生活的节奏，那你在生活里头．就会有你的调调出来，你的说话的姿态，完全都变成你的一部分了。
希望演员要练这些东西，所以那时曾经托朋友从云南弄了一块鸦片，想办法把它带回来。带回来怎么去弄它昵？细节怎样？不知道。后来反而是在一本书，英国作家葛林((GrahamGreene)写的，台湾译作《沉静的美国人》(TheQuietAmerican)，讲一个美国人到越南的一些事情，里头一个越南女的烧鸦片给男主角抽，那过程写得非常仔细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才知道烧鸦片是怎么回事，那是一大块膏，要把它烧软了，弄成一坨一坨的放在签子上。《海上花》里头，很多写他们做签子，盘榻上有各种小东西，你要抽的时候，那签子都已经做好了。后来去问医生，医生说：其实鸦片就跟一种药剂的感觉差不多（他说了一种药剂的名称）。
光就抽鸦片这东西，练得最好的是梁朝伟，它已经变成整个人的一个部分，当他抽烟你就晓得不用再说一句话，不用对白，不需要前面的铺陈和后面的说明。侯孝贤大概就是喜欢做这个事情——当下的演员的这个神采，你不要去顾因果，用因果堆堆堆，堆到这个人成立。剧本我们说要建立人物，其实不是建立人物，是要他一出现你就相信他。第二个讲水烟筒。水烟筒练也是非常麻烦，最主要是纸火，因为以前没有火柴，纸火一般是灭的，就那么一截拿在手上，你要点火就。“嘘”一吹。那纸火就着了。那你拿在手上怎么拿？还要“嘘”这样一吹，很难的，非常难。练得不太好的是李嘉欣，所以在戏里头就觉得她被纸火所困；最好的是刘嘉玲，你会觉得它根本不存在。其他的比如说堂子里的规矩，怎么叫局，怎么写局票，侯孝贤说：“这一切只是为了电影的质感，一种新的跟模拟的生活质地被创造出来，这个就是电影的底色。”
摘自Fuge送我侯大导演签名的书，可是著书的明明是朱天文啊，有什么文学理论可以解释这书里侯孝贤的角色呢？当个“隐形的作者”，侯导是聪明而又幸运的。朱天文说，侯孝贤说出来的电影比他拍出来的好看太多了，可是他怎么不写呢？我替李安叹息，《十年一觉电影梦》是很好的，可是拿着一比，又有点见拙了。李安可算是半个好导演，半个好编剧，也许半个好制片人。好与不好都在于太综合了，却又是我感觉的，离最好总差那么半口气。谢谢朱天文和吴念真碰到侯孝贤。用电影去表现古典文学中“藏笔”的精髓，怕是只有侯孝贤的片子能做到了。我疑心他还嫌《海上花》里“藏”得不够。《最好的时光》里拍当代的感觉，却是“显”得不够。
鸦片怎么贩到的？我估计这都可以拍成电影。
2008年1月30日星期三
下一次灾害何时到来？
下雪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使我懒掉了。昨天天开始放晴才使我稍稍振奋精神。今天和妈妈闲聊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近些年大的天灾人祸，98年的洪水，03年的SARS，今年的雪灾，发生之时我都身处重灾区，偏偏还是有规律的五年一轮。我更加吃惊的是10年过去我还是对社会现实一无所知，十年前是坐在家里看天下大雨，十年后是坐在家里看天降大雪，“灾害”与我的距离还是报纸、电视机与我的距离。把我困住的真的只是窗外的雨雪，或是隐形的病毒吗？
惊人的“不变”还有，每次灾害媒体除了密集的煽情，“众志成诚，抵抗灾害”，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应急机制不完善，预警机制不健全诸如此类，批评完了下一次灾害还是悄无声息地到来。我原来常笑台湾每次选战都闹得惊天动地，闹完了结果还是一样，当初倒扁声势浩荡，当头来人家还是安安稳稳坐到现在。其实灾害时期的总结批评也是一样，每一次都像是血的教训，可是每一次的震惊之后都不甚了了，十年前说滥了的话到现在还在说。不过，倒是国务院下属部委轮流做了一次“特保”，98年是水利部，03年是卫生部，今年是铁道部和电力部。
新闻看到最后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受够了国内电视台“慰问”、“温暖人心”的报道，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承认即使它是意识形态也是对缓解灾害有益的意识形态。可是，也因为每次国家的形象都太为有效，到头来抢救灾害更依赖于国家，不论归功与指责几乎都是政府承担。社会的力量又在哪里？“我”的主动性又在哪里？可不可以有一次社会力量牵头、国家辅助的抢险救灾？
此篇纪念我“经历”与“错失”的三场灾害。
惊人的“不变”还有，每次灾害媒体除了密集的煽情，“众志成诚，抵抗灾害”，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应急机制不完善，预警机制不健全诸如此类，批评完了下一次灾害还是悄无声息地到来。我原来常笑台湾每次选战都闹得惊天动地，闹完了结果还是一样，当初倒扁声势浩荡，当头来人家还是安安稳稳坐到现在。其实灾害时期的总结批评也是一样，每一次都像是血的教训，可是每一次的震惊之后都不甚了了，十年前说滥了的话到现在还在说。不过，倒是国务院下属部委轮流做了一次“特保”，98年是水利部，03年是卫生部，今年是铁道部和电力部。
新闻看到最后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受够了国内电视台“慰问”、“温暖人心”的报道，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承认即使它是意识形态也是对缓解灾害有益的意识形态。可是，也因为每次国家的形象都太为有效，到头来抢救灾害更依赖于国家，不论归功与指责几乎都是政府承担。社会的力量又在哪里？“我”的主动性又在哪里？可不可以有一次社会力量牵头、国家辅助的抢险救灾？
此篇纪念我“经历”与“错失”的三场灾害。
2008年1月22日星期二
27天，16880公里
google map+baidu zhidao告诉我，
多伦多到温哥华，约4300km，飞行时间5小时
温哥华到北京，约9000km，飞行时间11.5小时
北京到武汉，约1180km，火车时间8小时
武汉到香港，约1200km，飞行时间1小时40分，往返*2
2007年12月26日至2008年1月21日凌晨，27天，16880km的旅程宣告结束。以上是理论计算出来的数据，而我感受到的时空，只能经由记忆压缩，留待一段时间慢慢细说。这27天来不停地packing, unpacking辗转各大车站机场，尝试各种交通工具，却始终无法回答这段跨年的疯狂旅程的意义。为了当观光客，为了重遇密友，为了完成关于displacement的课后习题，似乎这些因素都有。再回家时，却真有“天上一日，人间十年”的时空错置之感。回到家我却面对的是另一种“时空压缩”，我的四个月，爸爸妈妈的四个月，爷爷奶奶的四个月，外公的四个月全都在这个“家”的空间里重叠交错，留予我的仿佛是另一个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解答的习题。记得在数月前我在一封email里对猪丽叶说，我觉得人生新的层面才刚刚开始，现在方觉此言言之过早。
刚刚在从外公住院的医院回家的路上，我挽着爸爸的胳膊，走在刚刚清扫过雪微滑结冰的（我们家俗称下泠lin4）路面上，那是我自上学起每天走的一条路，爸爸的步伐依然稳健，可已然不是我儿时需要小跑追赶的脚步。他对我说，等到我像你爷爷这么大的时候，你也老了。我轻轻嗯了一声。眼前清冷而昏黄的灯光仿佛照见我们的过去、未来和现在。旅程，果然永远是刚刚开始。
多伦多到温哥华，约4300km，飞行时间5小时
温哥华到北京，约9000km，飞行时间11.5小时
北京到武汉，约1180km，火车时间8小时
武汉到香港，约1200km，飞行时间1小时40分，往返*2
2007年12月26日至2008年1月21日凌晨，27天，16880km的旅程宣告结束。以上是理论计算出来的数据，而我感受到的时空，只能经由记忆压缩，留待一段时间慢慢细说。这27天来不停地packing, unpacking辗转各大车站机场，尝试各种交通工具，却始终无法回答这段跨年的疯狂旅程的意义。为了当观光客，为了重遇密友，为了完成关于displacement的课后习题，似乎这些因素都有。再回家时，却真有“天上一日，人间十年”的时空错置之感。回到家我却面对的是另一种“时空压缩”，我的四个月，爸爸妈妈的四个月，爷爷奶奶的四个月，外公的四个月全都在这个“家”的空间里重叠交错，留予我的仿佛是另一个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解答的习题。记得在数月前我在一封email里对猪丽叶说，我觉得人生新的层面才刚刚开始，现在方觉此言言之过早。
刚刚在从外公住院的医院回家的路上，我挽着爸爸的胳膊，走在刚刚清扫过雪微滑结冰的（我们家俗称下泠lin4）路面上，那是我自上学起每天走的一条路，爸爸的步伐依然稳健，可已然不是我儿时需要小跑追赶的脚步。他对我说，等到我像你爷爷这么大的时候，你也老了。我轻轻嗯了一声。眼前清冷而昏黄的灯光仿佛照见我们的过去、未来和现在。旅程，果然永远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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